过去与未来一样崭新。我是许知远。欢迎收听历史学人播客。我们将探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及生活在历史中的个体的无数的可能性。
可能对黄陂南路或者新天地站不太陌生。出站走几分钟,大概就会看到一排石库门的建筑,上面挂着中共一大会址的牌子。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一般都会由人如织。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大概都会对这个地方不太陌生。
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过一个问题:当年的中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开会?这个地方到底是谁的呢?
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要涉及到在早期中共史,或者是在中共的创建史上,非常重要但在后来慢慢淡去的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就是李汉俊。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在1920年的时候与陈独秀、李达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但很早就退出。1927年,李汉俊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享年37岁。
围绕着这位青年俊秀和他的传奇人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中共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丹阳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真实的李汉俊。
李老师除了研究者身份之外,还有一层身份,就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成的长孙女。李老师,方便和大家打个招呼吗?
“我很高兴和大家谈谈李汉俊。”
各位听众好。我很高兴和大家谈谈李汉俊。
那方便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您的家世渊源,还有您是怎么开始去研究李汉俊的吗?
我原来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我开始研究李汉俊有多种因素促成。1979年,沈雁冰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以相当篇幅谈到李汉俊,这引起李汉俊家乡潜江的一位工人刘日明的注意,就写信给茅盾。茅盾与我的外公冯乃超很熟,知道他的夫人我的外婆李声韵。李声韵是李书城的长女,又是李汉俊的侄女。而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恰恰与我父母在故乡就认识了。茅盾的儿子知道我,当时也想收集李汉俊的资料,所以把刘日明给茅盾的信转给了我。我们通信以后,刘日明一再催促我利用在北京和在研究单位的条件来研究李汉俊。我也觉得研究李汉俊是我作为学者和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与丈夫刘建一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李汉俊的资料,包括其著述译文、内外报刊和档案上的记载,还先后采访了大约80位认识或了解李汉俊的老人。40余年以来,我写了十多篇关于李汉俊的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李汉俊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我参与编辑的李汉俊文集已经出版。随着史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李汉俊这个人物的历史面目趋近于清晰。我希望这次简要讲述能让大家初步了解一个真实的李汉俊。
您刚才也提到在工作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找了大量当事人,收集了大量口述材料。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后面去研究中共创建史、了解那段历史其实特别重要。
说到李汉俊,很多人对他的认识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在1920年代他和陈独秀他们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形象,但对他的早年经历比较陌生。您可不可以聊一聊早年的李汉俊,还有他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的?
李汉俊之所以成为一个有反叛精神特质和特立独行人格的人,确实与他成长的环境、他的家庭、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及他少年特殊经历有关。他原来的名字叫李书思,是思想的”思”。汉俊实际上是他的号。1890年他生于湖北。父亲中年才中秀才,先后当门馆先生和小学教员,母亲操持家务兼种田。他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时局。受教于他的有加入兴中会参加庚子起义的傅慈祥烈士,有同盟会员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刘静庵烈士。李汉俊和李书城兄弟从小随父读书、随母干活。
在近代湖北开办新式学堂之先,清末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大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902年,当李书城被派赴日本留学,李汉俊到武昌上了高等小学堂。1903年初,他哥哥李书城回国,给李汉俊带来了新鲜的思想。李书城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见过孙中山,一起开过会,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他与黄兴是同学,一起去日本留学。
李书城归国后参加了以兴中会会员吴禄贞为首的湖北革命知识分子在武昌花园山建立的秘密机关。他们议定了革命方法和途径:先在湖北知识界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再介绍一些有志青年加入新军,然后让他们在军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进而由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李书城在这个机关中负责秘密联络军队,他曾经把父亲的学生刘静庵带到武昌从军。哥哥李书城的革命思想和行动给李汉俊以很大的影响。
刚才听您聊的,我感觉包括李汉俊在内,还有毛泽东,很多早期的共产党员都有一段民族民主革命的经历或记忆。有的人像毛泽东可能亲自参与了,有的人像李汉俊是因为家庭环境和武汉当时的革命氛围的影响。在早期中共党员的履历中,留日经历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履历,像李达也是,李汉俊也是。您能不能聊一聊李汉俊是怎么去日本留学的?
谈到李汉俊年纪小就去日本,还要提到他的哥哥。李书城回国前写了一篇文章,鼓励湖北学子跳出故闭的小圈子,留学外洋去见识浩瀚世界。回国后,他介绍的外面的世界和思想潮流使李汉俊不再安心于在学堂读书。1904年,李书城准备再赴日本学习军事,李汉俊非要跟哥哥一起去。吴禄贞听说后主动承担了他的旅费和学费。年仅14岁的李汉俊得以跟随李书城到日本留学。
他一去日本时就在革命派的核心圈子里。资助他的人中有吴禄贞。哥哥去日本肩负学习军事、以后推翻满清这样的使命,而且是冒用别人的名字去的。李汉俊到日本的第二年在他哥哥的一个朋友家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同盟会刚成立,李书城已经以李唐的名字入盟。当时一次聚餐,孙中山说他自己是孙权,说刘成禺是刘汉,然后说李书城叫李唐。后来我外公真的以李唐的名字填写的同盟会入会名。那回到李汉俊,当时他更多是在读书、在学校里。
他见到孙中山后,孙中山看到那么小年纪就想往革命,就夸他:”好小孩,有志气,中国有希望了。”以后李汉俊上高等学校时到东京来,经常住到黄兴的家里。李书城与黄兴关系很好。在这些革命党人的启迪下,李汉俊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1912年春天在南京加入同盟会。但从现有资料看,他在留日的十余年里并未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看来他比较专心向学。
那时李汉俊在东京的学习情况如何?
在中共创立者中,很多人有留学经历,但唯独李汉俊留学时间最长、在日本的学历最为完备。1904年5月,他先在为中日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堂经纬学堂学了7个月,还没读完补习课程就进入日本著名的教会学校晓星中学–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办的学校,就连日本少年都很难考进去。学校课程很多,不少课本是法文,用法语授课,几乎全是日本学生,对清国学生严重歧视,但李汉俊脱颖而出。三年级时获得全班第二等优等奖,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那时日本中学通常只有约4%的考生能考上高等学校,而他直接考上了作为大学预科的高等学校。1910年从晓星中学毕业后,他没有接着上高等学校,而是回国,可能是没有钱了。后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他随哥哥到了南京。在吴禄贞的追悼会上,他和他哥哥参加了,黄兴等人也参加了。大约1912年秋他取得了民国政府的公费留学名额才又到日本继续上学,这次他上的名古屋的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即今日的名古屋大学)。在该校作为大学预科分科时,李汉俊选的是工学科,他当时想以后回国建设祖国。
他学了三年,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功课基础,还学了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比如:
- 生物学
- 哲学心理学
- 法学经济学
还掌握了德语等外语工具。我有他历年的成绩单,每年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以优良成绩毕业,取得了东京帝国大学入学资格。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乃至全亚洲最好的大学。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土木工学科,课业特别繁重,每年要学十到十二门课程,学生淘汰率很高。我查到与他同入学的47名土木科学生里,到毕业只剩35人。除了他以外其他学生都是日本人,而他经过刻苦学习成功获得了工学士学位。
他后面回国后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因为他早就成为民主革命阵营的一员,另一方面与他在日本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有关。李汉俊说他自己大约在1916到1917年在大学期间接触马克思学说。有人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受到师友关系的影响,但这种传言没有根据。
李汉俊是1918年7月大学毕业,年底才回国。这段时间他在日本的经历值得探讨。1918年8月,日本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和罢工浪潮,大批工会和左翼组织兴起。对日本社会运动一贯关注的李汉俊阅读了一些新出版的进步刊物,结识了在日本发起解放运动的进步社团的一些成员,比如:
- 新人会
- 黎明会
- 民人同盟会
这是他自己文章里写到的。其中有一位是新人会的发起人宫崎龙介,是宫崎滔天的儿子,是他的老朋友,二人在高中时期就认识。李汉俊还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畠素之等人有联系。他回国后翻译过山川均、堺利彦、福田德三、佐野学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可能在日本就读过这些人的书。总之在日本,李汉俊经历了新思潮的洗礼后回到祖国。
因此,李汉俊一方面因家庭的革命环境而成长为革命者,另一方面因留学时期遇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一个在1918年前后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青年。
我们也讲到他在1918年底回到中国。那时中国的现状和环境是什么样?他在1919年底在给董必武等人的信中说自己”处在惊天裂地之间,满目伤心之中”。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不已,有的地方军阀提前征收税收十几年,兵匪动不动就抢老百姓。李书城曾写当时的民国是”群雄扰攘,国困民贫”。 北洋军阀把持的中央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总之人民无法照着生活下去。
当时李汉俊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他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办法吗?他曾经说过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死牢。其实像他类似看法的,比方说李大钊说中国当时的社会是死社会,鲁迅形容为一个铁屋子。
当时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也有这个深刻的观察和评论。比方英国驻华领事叫Hewlett说:
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混乱时刻。
波兰裔的美国人Sokorsky写道:中国国内要变革不可避免的要采取革命手段,也将与外部发生战争,这会使中国成为亚洲的打火侠,叫Tinderbox。一位法国传教士叫Bornat,他说被民族灾难激怒的学生喊出中国正在被处死。士兵们感到十分不满,很容易被卷入任何革命运动;而农民变得非常绝望,准备追随任何承诺给他们更好命运的政党。
这些中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情况,并不像现在有人说的那样民国岁月静好。本来李汉俊回国是要建设的,学土木工程的,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给他应用和发挥他的专业的环境和条件。
那那个时候,就是李汉俊回国之后,他去哪了呢?他1918年末回国后,主要是住在哥哥李书城在上海的家。他居住和活动的主要范围就在现在这个黄浦区。他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中外资本家的乐园,看到了地狱般的情景。
这是他自己写的:他工人两班倒,每班12个小时。如果没夜班,那工时可达18个小时。辛苦一天的工资甚至不够买一根冰棍;衣不能暖,居不能避风雨。一旦失去劳动机会,就会饿死。而资本家因工人的劳动,得以住豪宅、穿利服、吃山珍海味。对这种社会的不公,他感到愤慨。
作为一位有良知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当只图一己的安逸舒适,而无视人民的痛苦。他这个想法跟当时的很多的新青年其实都蛮像的。对,所以这样他们才又聚集在一起。
我记得李汉俊回国之后,还在留学生的《救国日报》上发过一些文章。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他回国之后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就是他在上海那段时期的事情?
他20年初的时候,在留学生创办的《救国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到国外留过学、深见世界情境的留学生,应当肩负及指导普通大众改造中国,使之适应世界潮流的责任。他对改造中国有一些想法,他认为挽救中国与危亡要使人民幸福,局部的改良没有用,必须进行全部改造的社会革命。而且他认为解放和改造要从努力和奋斗中去求,拿出创造的精神来。就是说大破坏与大建设的功夫,这个先破坏再建设,孙中山也说过这个。
他说留学生要指导大众适应世界潮流。当时的世界潮流是什么?他那个时期就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时让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带来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导致了人类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然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又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遭受苦难。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高潮。
李汉俊参与翻译的一篇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文章《世界思潮之方向》里面写到: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事。李汉俊对国民党(当时也称一度改为中华革命党)领导的旧式革命很不满。他去见过孙中山几次。那个时候是在上海的孙中山。他见过几次,不光是跟宫崎龙介见过。他自己还见过。
英国的档案里头写到了,他曾经对孙中山说过,国民党不应当只运动军队和土匪,应当注意主义的宣传。1919年春夏之交,他在达费路附近与董必武、张国恩等几个湖北国民党人一起聚谈。他们都觉得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的路子不对,都认识到要学习马克思路线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方法,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但那个时候的他所谓的新兴势力,实际上是指的是俄国的这个布尔什维克。
1920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山川菊荣那篇文章的附记等于是他的提出来,不能依靠已有政党,希望平民无产阶级靠自身结合力组织起来,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他这个观点挺像是毛泽东那个平民的大联合。田子渝教授就说,这个时候李汉俊可能已经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了。我认为他至少已经有依靠劳动者另起炉灶想法。实际上是在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过渡的那个时期,是一位先驱性的特殊人物。
他原来是国民党员,后来又主张搞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平民的政党。在国民党里面他其实也算老资格了。他实际上后来到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他没参加,他的哥哥没参加,因为不喜欢孙中山要大家打手印宣誓效忠。他个人和黄兴在欧洲美国转一圈,就是考察。
李汉俊是不是有组建政党的那个意识,这个不是很清楚。至少他认为旧的政党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他说没有新的思想,又没有新的力量,国民党就是那些武人官僚军阀被这些人裹挟了。他说我们自己就是平民,就是无产者,就是什么,他说过这个话。但李汉俊那个时候的主要的活动,还是在于这个理论的研究和传播这一块。
您能跟我们稍微聊一聊当时他是怎么去做这种所谓的主义的传播的吗?有人就是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实际上他也真的有那个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1921年他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就说过,他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鼓动,当务之急乃是表示要不避劳苦,倾全力把手里的种子撒向中国万里荒芜的大地。他这个撒的种子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
刚回国不久就为上海的《星期评论》、《觉悟》、《建设》(主要是国民党系的报刊)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8月,他写的《怎么样进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他特别指出,在近代由于资本家垄断了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使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并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人类要改变这种薄弱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
他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关心劳动者的解放。他是与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马克思的早期文章实际上就是反异化。关于异化的一些讨论和批判,就人不能变成器具,而且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他接受的可以说是比较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他这个理论深度感觉跟当时的李大钊有点像,因为李大钊也是在日本留过学的,他是有点像。
有一个学者在哲学研究上有一篇文章,说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就认为李大钊是价值理性,说陈独秀是工具理性。我就看过这么一篇文章。其实李汉俊就有好多想法是跟李大钊类似的。
当时李汉俊他在上海。我们知道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五方杂陈之地。然后李汉俊他又是留日学生,有这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个时候他在上海有没有跟其他的这些各种国际人有过这种交流或者是这种活动?
其实早在1919年10月份,英国情报机关通过侦查就认为李汉俊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这样写的。1920年2月在上海,他又有一个情报侦查到李汉俊与一些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中国人,还有朝鲜人李光洙(李光洙也是一个朝鲜的小说作家),还有那个俄国人李泽洛维奇,他们一起开会商讨组成一个革命团体,筹备出版《劳动者月刊》。就这个事呢,日本的情报也记载了,说李汉俊(那时候说他是李人杰)与俄国人阿格列耶夫,还有朝鲜人吕运亨筹办《劳动》杂志。
1920年3月1日,朝鲜人在上海举办纪念三一起义周年的纪念会,李汉俊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人致辞。朝鲜人致辞中有当时的韩人社会党的委员长李东辉。韩人社会党实际上是在哈尔滨成立的,后来到共产国际注册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920年5月份他又变成了高丽共产党。这个李东辉是负责人,还有那个跟他一块筹备《劳动者月刊》的那个吕运亨也是独立运动人士,后来也加入这个高丽共产党,成为党中央的翻译部负责人。他是首位把共产党理念带入朝鲜的人。上面还提到了李哲瑞,就是他们一起开会讨论的。他是来自英国的俄国人,他呢与英美社会党后来都组成共产党了,有联系。
这阿格列耶夫呢是来自海参崴(Vladivostok),这两个俄国人当时都在上海,为苏俄,后来又为共产国际工作过。杨之华就回忆曾经谈到李汉俊早年与朝、日、俄的朋友,甚至与那些地方的共产党有联系。这样他还是有点根据。一位韩国的学者的论文里认为在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物中,1920年春以前只有李汉俊与朝、日、俄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
我们知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共产运动的一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世界大事,又掌握多国语言的李汉俊是在中国较早参与国际运动的人,在早期的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当时李汉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有交集的那一面。
他不光是跟苏俄,他跟英美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也有关系,还有东亚的像韩国高丽。实际上日本的共产党和韩国共产党成立都跟苏俄有关系,但李汉俊大概是比较特殊,就是在上海就与英美的社会主义者有间接的联系。就我说的那个李哲瑞,他曾经接受过英国后来共产党的负责人Sylvia Pankhurst的信。李哲瑞从英美接受过一些像社会党的刊物,后来又是共产党的刊物,就是New York Call那些。李哲瑞和李汉俊的关系大概比较密切,因为他们都懂英语。
后来《新青年》上的好多翻译的文章,原来是美国社会党刊物刊登的一些文章,李汉俊他间接的就是与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咱刚才聊的是国际线,接下来咱聊一聊国内线,就是在1920年到1921年这期间内,其实全国各地主要是省会城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小组。
那么当时上海的这个早期党组织,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员实际上是来自于当时的杭州浙一师,这些人其实是跟一个杂志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这个《浙江新潮》。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是那个《星期评论》。那李汉俊跟星期评论这一拨人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谈到中国共产党运动和组织的起源,不可不提到上海的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是国民党系的刊物。李汉俊加入过同盟会,所以他回国后不久便为这个刊物撰稿,后来又成为编辑了。这个刊物刊载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提倡劳工运动的文章。与北京的《每周评论》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星。
20年初,星期评论社迁到李书城、李汉俊的家,就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一栋三楼三底的房子,比较大。到春天,俞秀松、施存统他们两个原来是浙江的浙一师,后来又到北京参加那个工读互助团,然后他们到了上海住在李汉俊家。陈望道也在这儿待过,然后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然后还有丁宝林,很多人就到星期评论社这边过来。这些人很多人就住在他们家。这样子后期的星期评论社成为南方有先进思想的人士聚集的重要中心,我觉得都值得研究。
俞秀松、施存统从北京专门跑过来,后来陈独秀也跑过来。1920年4月的时候,俞秀松在一封信里说,他那个信件还是写的星期评论社,他就说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14人主张都激进。正好英国的6月份的一份情报也写着:布尔什维克代理人在上海的活动集中于星期评论社。据说该报社聚集着14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确信他们都在为事业而工作。而这一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据杨之华说是李汉俊。
20年春天起,星期评论社就是开始接受了一些来自英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刊物,李汉俊有的把他们翻译成中文了。在共产国际二大(就是7月份召开的)中国的代表刘绍周在发言中甚至称《星期评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周刊。那这个评价还是蛮高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当时就有一个计划。1926年的俄国的一个顾问卡拉乔夫在中共简史里头写,陈独秀20年去上海是因那里有星期评论社。就美国学者德里克他写中共起源,据他的研究,他说围绕着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社的一小群人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重心,其中只有陈独秀是newcomer,新来的人。所以他指出如果上海有什么中心的话那就是星期评论社。这个后来瞿秋白、李立三在党史报告里也写到说星期评论社是形成共产党的一个细胞,的确就是参与。 筹建中共的大部分人就来自星期评论社中,有激情、有理想的群体,而其核心人物就是李汉俊,还有像李达、陈独秀。
按照石川祯浩老师的说法,大概是从1920年的4月份俄国的维经斯基来华以后,这个时候的上海的党组织可以叫发起组。4月份应该还没有发起组,是说他开始有点筹备,就开始进入一个筹备阶段了。那么从1920年的4月一直到1921年的7月份,整个过程当中都可以说是一个筹备、创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对,确有这么个形成过程,当然是从1920年春开始酝酿。
俞秀松在苏联写的自传里头说,”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那个党的酝酿时期,实际上当时的参与者信仰什么的都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有。那时候其实有两种思路:维京司机觉得多多益善,因为你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就少,因此他们在酝酿讨论建党的时候就有分歧。
5月底,李汉俊在批判张东荪一篇文章中说,起了争执,是不是主义前途的障碍呢?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随小而纯的团体。这段话透露出在早期讨论中,李汉俊主张应该由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组成政党,成员宁缺勿滥。他这个思路跟陈独秀的这个思路很相近。其实陈独秀自己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不是特别的,还在学习摸索阶段。
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在中共发起的过程当中,李汉俊他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他是一位主要的发起人;其次,又是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李达他回忆他自己20年9月到上海,就听说陈独秀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李达其实是9月份回来的,他不是最早发起的。
包惠僧就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而日本的一个档案写明说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的副首领。所以20年底,陈独秀到广东前是让李汉俊来代理党的书记。最近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1921年春,有书记李汉俊以上海共产党革命局书记身份为外国语学校的学员开具的赴苏学习的介绍信,盖着图章,那个图章写的就是人杰两字。
为筹备一大,李汉俊呢直接与陈独秀、李大钊通信。21年6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上海,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这都说明李汉俊在一大召开前不久仍然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而且实际上李汉俊在中共刚刚发起的时候,他还为党写了一个等于是党纲的草案。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的7月底召开的。这个会议上其实并不是说大家所有的事情都一致举手表决通过的,而是有很多的讨论,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在互相的交流。那么在当时一大召开的过程当中,李汉俊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建党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意见呢?他是少数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人。
我梳理了一下,他的主要意见就是针对党纲和工作计划中的某些条款。党纲中有一条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那鉴于中国当时并非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李汉俊就主张党的当前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而应当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他不赞同刘仁静说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和张国焘讲的”不管各国情况怎样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还应当研究。
其次,党纲中有中共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之一切联系的条款。讨论中还有人讲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其入党;还有人说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该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李汉俊的主张是对知识分子要放宽些,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他主张应该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做骨干去组织和教育工人。
还有,对于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条款,和有的代表发言中说的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主张,李汉俊认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他建议可以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以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部分取得成就,比如改善工人状况。同时他又指出不应该对议会斗争抱有过高幻想。他提出的那个修正案是共产党员不得做政府的政务官(即事务官)。
在讨论劳动运动方案时,张国焘和刘仁静说要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重要。李汉俊的意见是容许职业工会,这与毛泽东等做实际工作的代表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最后的决议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没有提职业工会。
还有关于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张国焘等说不要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有人认为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李汉俊则提出在目前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最后的决议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不同其他的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对一些代表他认为可能不懂策略吧,李汉俊感到很遗憾,但在他自己的意见和提案遭到否决的时候,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在一大选举中他没有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却被委任与董必武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了李汉俊的一些观点。
其实从您刚才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早期的这些中共一大代表里面,李汉俊按左右划分其实他是有点偏右的,所以也有人就说他说是有改良主义吗?还说他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过了一年以后,随着中共二大的召开,整个的路线其实也是走向了一个很务实的角度,做了一个修正。
您刚才还聊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毛泽东因为这种学术方面的储备是远远不如李汉俊的,但是李汉俊和毛泽东他们在一些涉及到工人运动、涉及到政党合作的方面却有着非常高度相近的看法。那么这个跟李汉俊他的工人运动观还有他的实际的革命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先说一下毛泽东主席,虽然你说他当时可能学历各方面可能不如李汉俊,但是他比较实事求是,他始终没有对李汉俊有恶评,几次都是说李汉俊是牺牲了的。然后呢,他在七大上他说一大代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不甚了了。解放以后,他是签署了给李汉俊的烈士证。我听那承武将军说在延安的时候,董老还有林伯渠,他们就谈论过,当时就认为李汉俊应该算是烈士,就是没有像张国焘他们那样给他扣帽子。董必武后来也觉得当时一些决议是关门主义的政策,是二大的时候做了适合国情的一些调整,对党的任务和策略。
然后很有意思,在三大,李汉俊又未被选为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后,马林托李大钊带了一封信给李汉俊,他说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很错误的,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这就是说明李汉俊当时的主张其实是后来获得了大家还有包括共产国际的一定的认可。
对,我还是想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我们知道共产党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从事工人运动,那李汉俊对于工人运动,包括对于当时的工人他还是怎么看的呢?
李汉俊很早他回国不久,他就很重视注意调查工人的情况,十分看重工人自发的罢工,后来又积极参与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他19年就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与工人结合,脑力劳动者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的牢狱,谋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后来又号召知识分子要以同情互助和牺牲的精神尽力贡献自己的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这是他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初心。
19年就对上海那些罢工的现象问题做了总结。当时好多人就反对那个工人罢工,然后他就充分肯定工人罢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认为过着非人生活的工人怎能不进行抗争呢?他为了开阔工人的眼界,还写了不少介绍当时欧美、日、俄等国的劳工组织和运动的文章,也介绍了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的世界劳工运动史。
他为了具体的指导一些工运,在《劳动界》他是主编,先后写了《工人如何对付米贵》、《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的教训》等等文章,启发指导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让他们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最后引导工人就在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夺取支配权。
他是身体力行地参加了20年4月份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上海机械工会的成立会。党刚成立不久,实际上他是主持这个工运工作的,曾经派李中组织机器工会,派李启汉组织纺织工会。他代理党的那个书记,以后又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21年春天,他又亲自指导了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
所以日本的21年的那个情报就是说李汉俊成为上海各种工人运动的煽动者,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被视为中心核心人物。他虽然没有像那个报告说的是他被选为纪念五一劳动节筹备会的会长,但实际上李汉俊也参加了李启汉出面办的那个会,而且也出了主意。这个筹备会后来租界的人就把这个地方抄了。实际上在建党之前,他一直实际上在负责上海的工运,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中共二大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的一个所谓的第一个高潮。那个时期的李汉俊他在做一些什么?21年底他离开上海,他后来写的就是说自己决心卸脱一切在上海的党的责任地位,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21年底到武汉之前,曾经到北京与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讨过工运工作。到武汉以后,他就又跟包惠僧他们联系上了京汉铁路工人,后来又到粤汉铁路、汉阳铁厂、汉口英美烟厂等处到那里去负责指导工运,还有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后来又是工会的组织,他都参与了。他跟林祥谦、向警予、杨德甫等工运领袖都成了朋友。
所以日本档案甚至说他是陈独秀派遣的,在武昌城内设立支部,让包惠僧接管事务性工作开展活动。22年就成立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李汉俊任职委员,还有兼教育主任委员。23年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他又带着几个学生到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在总工会成立遭到阻挠的时候,当晚工会党团召开紧急会议,然后李汉俊也参加了。他赞同总罢工,但认为张国焘提的条件过多,不仅难以实现,也树敌过多。他的意见没被接受,但仍然积极参与指导罢工的准备工作,动员学界声援。有人后来认为他是二七惨案的幕后指挥者。二七惨案后,他就被湖北军阀通缉,逃到上海去了。
他在北京为二七受难者的家属捐款,积极联络湖北的国会议员胡鄂公等人在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提案,要求政府制定保护工人权益和工会的法律。23年的4月,内阁向国会提交了工人协会法草案,李汉俊马上就写了文章,对这个工人协会法提出批评。第一次工运的高潮,它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和香港的海员大罢工,李汉俊在当时的京汉路上他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工运进入第一次高潮,党内有一些失败情绪。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就认为中国工人落后、幼稚、缺乏觉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应当让国民党走革命中间道路。而李汉俊在二七惨案的一周年就是24年写了《纪念二七的意义》,他仍然肯定工人是革命的中坚,直到二七年他还宣称农工是世界解放的钥匙,这是他一贯的看法。
在京汉铁路事件之后不久,在中共四大召开前,李汉俊其实就脱党了。真实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脱党?有对张国焘、陈独秀有不满,李汉俊认为他们有的事做得不对,尤其张国焘特别排挤他。当时矛盾就说他脱党是因为他高傲气质和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的确李汉俊就是有什么就说出什么来了,还有就是他也不愿意放弃共产国际籍和屈从某些党的领袖的错误领导。
21年马林刚到上海的时候,李汉俊就表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当由中共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在协助地位。我们可以接受其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在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的时候才接受补助,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
在一大,他更是发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刚才说了有一个苏联顾问认为一大因为李汉俊的反对才没有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二大召开前后,他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一条是反对领薪水,主张党员不能只靠吃革命饭,而应当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他这个建议实际上主要是不希望党完全依赖和受制于苏联共产国际。
二三年的时候,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指令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李汉俊在参加 北京党组织的讨论时,他表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共产党员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他预言这样的党内合作会把中共搞垮的。这是他脱离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观点不大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23年他到北京以后,在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他的薪水除了维持家用,还用来资助:
- 夏之栩
- 徐全直
- 陈碧兰到北京求学
这些湖北的女共产党人还为抚恤二七罢工的死难烈士家属捐款。他不接受北京那个党组织要他辞去政府职务,所以免于被开除。23年5月就写信声明退党。退党以后呢,没有马上被开除。一年后24年,大概在四大前被除名。
那李汉俊脱党以后呢,他在北京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他具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还是主要是教书,在湖北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又叫大学教书。他离开了党没有放弃信仰,还在那个大学里教授马克思主义,仍然也听从党安排做这些事。陈独秀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到上海大学授课,他就去了,还曾接受李大钊的安排,去冯玉祥的部队里讲课。他跟李大钊关系一直比较好,李大钊对一些党员说要对李汉俊表示温暖。他虽然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但他在一大就提出过要援助国民党,所以他并不反对国共合作。
二六年春,他在怀念孙中山的文章里说:
共产党没有加入以前 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气的皮球 没有煤炭的车头 共产党加入后 才成为一个有气的皮球 有煤炭的车头
很肯定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二六年下,他由董必武和张国恩介绍加入国民党,但是在同年秋,他又提出了恢复中共党籍的申请。湖北区委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他的申请,但是最终被陈独秀否决了。他虽然没能如愿重回党内,但他常对人说:
“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 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亦属心安理得”
大革命期间,他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作为湖北省教育厅长,常与中共湖北省党委宣传部长交换意见。七一五以后,武汉方面分共清党,李汉俊有人说国民党这样清党,把一点革命力量都清去了,国民党也就要完蛋了,革命的希望还是共产党。可见他是一直心向共产党的,也以国民党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其实李汉俊他从一开始他的建党思路都是保持党的独立性。他对这个问题他很看重。
另外就是说他的性格跟后来的李达、施存统他们比较接近,就是有点那种知识分子的性格。陈望道他们其实他们是这样的一批人。我们一说到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我们说到这个知识分子,我们经常会想到这些人其实是穿着这个西装革履的。那其实真实的李汉俊他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大概觉得李汉俊是留日归国的应当是西服革履,其实是想当然。李汉俊这人十分朴素的,他曾经对家里人说穿着简朴一些方便与工人联系。
21年,芥川龙之介见到的李汉俊他描述是穿的是灰色大褂和中国布鞋。他的那个学生回忆老师说他衣着极为朴素,为中式蓝布打长衫。沈雁冰(茅盾)也说他是衣服朴素如乡下老。我的那个老外婆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李汉俊和一位外国人在上海进一家饭店,门卫见李汉俊穿得太土不让他进门,还是那个外国人说了他是我的朋友才让李汉俊进去的。实际上现存的李汉俊穿西装照是他结婚的时候拍摄的,那个西装还是借他的一个兄长李书城,就是随着黄兴到美国流亡时穿过的旧的燕尾服。李汉俊也不讲究吃穿。
他嫂子回忆有一次米饭夹生,别人都没动筷子,他却匆匆吃下就没觉察出来。他写文章的收入常用来资助党的活动,如果不够甚至当掉亡妻的首饰。有人见他在上海任党组织书记时候就生活很苦。在武汉的时候,他每月把当教授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交给党组织,这是夏之栩告诉我的。夏之栩在那给他当等于是秘书跑东跑西,他就把每月给她钱然后拿到她母亲家,她母亲家是党的一个活动地点。他还经常资助一些青年党员,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却对党很慷慨。
李汉俊是在四大之前就是脱党,虽然后面还是和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形式上其实已经脱离了党组织。既然这个样子的话,为什么在1927年的时候李汉俊会被蒋介石杀害呢?其实像蒋介石他们还有湖北的一些国民党的反动派挺恨李汉俊的,因为他虽然加入了国民党,又在改组清党以后他又留下来,但是他做的很多事情就比较为共产党做的。当时七一五以后,董必武、恽代英等人就劝他们留下来做点事,所以李汉俊就参加了改组后的省政府和省党部,安插了一些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然后当时又组织这些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做斗争。
当时他动员很多中山大学的人到那一个广场打击那些反动派,支持工运什么的,也把一些进步人士包括李达呀到中山大学来任职。他是中山大学的校务委员嘛,所以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有被杀的可能。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一成立就秘密发布了一个通缉共产党首要令,李汉俊就名列其中。在五月份,李大钊他们在北京牺牲了,然后就在武汉举行了一次追悼南北烈士大会,他就在演说中就说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后来南京方面派遣的西征军到了武汉,他很快就被武汉卫戍区的人把他以湖北共产党首领的罪名被抓了,没有审讯就杀掉了。
当时是不是也是害怕他的哥哥李书城过来救他,害怕劫狱救他。还有一个杀的原因就是怕他们响应广州起义还有好多因素吧。就有人说是胡宗铎、陶钧这两个武汉卫戍区政府司令把他们叫屠夫啊。其实这两个人的那个性格因素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南京有那么一个通缉令,就是李汉俊和詹大悲一块被杀的。刚一枪决就马上胡宗铎、陶钧就上报给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就说明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李汉俊很早其实就被国民党右派那边盯住了。
眼中间这样的角色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西征军到武汉之前,那个李书城和李汉俊他们把一些什么共产党员、国民群众给放掉了,放掉了200多人吧。他牺牲的时候只有37岁。李汉俊在这个年纪牺牲,其实算是英年早逝了。他去世的时候孩子太小了,那个李声簧。对这块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这些前辈们对李汉俊是怎么看待或者怎么评价的呢?
我多次访问过我的老外婆叫屈文淑，她做了好多口述，我给她整理成文发表。我的外婆李声韵一大的时候她那个时候10岁也在家，她说她不记得什么开会的事，就是讲的当时家里老有人来都可以算作开会吧，她都不知道哪天是开一大。她那个时候学钢琴，所以现在那个一大会址楼上有一架钢琴在那放着。我那个外婆吧保存了很多年，就是李汉俊在三益里他们全家的合影，那合影里头有李汉俊。79年的时候她拿出来给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研究者，然后呢她让我去拿回来，我就给了当时的还叫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就是一大后来展出的那个照片。她也在八十年代初跟我和我爱人谈了一些关于她叔叔李汉俊的事。
我就念她说的,她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上学时偏爱文科,叔叔知道以后对我说应当文理兼通并给我买了各类的书鼓励我阅读。而汉俊与李四光很熟有意介绍我与李四光认识,希望我多了解自然科学。我外婆还说三十年代初在为汉俊举行安葬仪式时,陈望道写了挽联”欲哭无泪”。邵力子呢打算抚养生簧,生簧就是李汉俊的儿子,我父亲没让。我的外公呢冯乃超虽然没见过李汉俊,但他从在日本第八高和东京帝大他也是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与李汉俊有类似经历。后来呢他回国也间接了解一点李汉俊的情况,他对我们说二十七年我们几个人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彭康从对我说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社会主义的是冯自由,第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李汉俊。冯自由他是外公的堂叔。二零年三月就曾经写过《社会主义与中国》提出中国应提前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此外外公还几次讲有日本人称赞李汉俊的日语说得很流利。后来我知道这个日本人就是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他访问过李汉俊,他就写李汉俊日语讲得极为流畅,甚至有些很复杂的道理他都让对方领会,所以他的日语可能比我还好。芥川还在信中称李汉俊堪称出类拔萃之才。我们外公呢三一年翻译过芥川龙之介,所以他应该读过芥川评价李汉俊的文字。顺便说一下外公一直很支持我们的研究。这些前辈还有很多人的当时的口述,比方说什么刘仁静、江亢虎、罗章龙很多我们当时访问了,这些口述回忆收入了我们编的《李汉俊传》这本书。
还有一本就是我们的论文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收入了我们研究李汉俊的一些论文。这两本书即将出版,期待老师的这个著作早日的上市。谢谢李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录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