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山有虎。
前两天我们可爱聊天，他就给我发了一图：咱们之前节目里不聊佛国寺了吗？他给我发了一个佛国寺这两年做法式的图，然后其中佛国寺里面挂的巨大的挂佛帧，大家在节目里听我们讲过，他上面有三个头像。前两头像还好说，就是韩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但最后一个头像是朴正熙。一下子一彩色照片在上面，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所以本期节目也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历史时间，就是韩国现代史了。朴正熙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韩国之前的朴大统领。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三四节目主要会集中在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以及随着朴正熙之后全斗焕时期的韩国的寺庙、韩国佛教的历史。当然你不听之前的节目直接听这期也没什么问题，欢迎收听。
我们第三个要聊的故事，这是佛国寺的故事。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佛国寺实际上已经整体被烧毁了。然后我们今天去看它最古的东西就是
- 青云桥
- 白云桥
- 莲花桥
- 七宝桥
这四个桥，以及释迦塔和多宝塔两个塔。
但你进去佛国寺的话依然能看到一个比较宏大的寺院。这个寺院很明显它肯定是新修的，但这个新是多新呢，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日本人修的嘛，但是修得不太对。但今天你看到这个版本也不是日本人修的版本，实际上是朴正熙修的版本。
对，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国寺的木构建筑就是朴正熙在1961年代在1967年下领修的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佛国寺的那个法式的那个佛画上还能看到朴正熙画像的原因。
1967年的5月31号，当时朴正熙视察佛国寺，当时他看到的就是那个日本人修完的版本嘛，他就觉得这个修得太失礼了。
一是他那个很多建筑形制都不对。
二是他很多东西都质量特别的粗制滥造。
他发现大雄殿、紫霞门、安养门这些建筑，要么是他的形制有问题，要么是他的彩绘褪色严重，然后那个材料也比较粗糙。
所以那当然他是朴正熙嘛，所以他就立刻指示手下的人，要想办法调研一下，怎么看才能把这个佛国寺，我们这个韩国大韩民族最重要的国宝，给他重新修复起来。
而且他不只是亲自下令重修佛国寺，他还亲自捐赠了240万韩元。
就别看今天240万韩元就是只够吃几顿饭的，当年这240万韩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他就亲自为了修复这个佛国寺的工程，捐赠了240万韩元，由此揭开了韩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物修复的序幕。
必须补充一下：
就240万韩元能吃很多顿饭，不要想着咱吃饭吃贼贵。我们在韩国试探店最贵的鱼顿饭人均也就1万5千韩元而已。
就是第一天吃的那个在仁川吃的那个烤猪肉。他这个烤韩牛的店的韩牛太贵了，从我们点的猪肉、韩猪，点的韩猪对，人均1万5还是2万，这是最贵的一顿了。
当然你在这么一个谈论佛寺的节目里面谈韩牛，不是，我们在大邱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那个僧人来这个寺里面跟我们化缘的，那是个烤肉店。我们在大邱吃韩牛，然后吃着吃着有一个僧人来到了店里。
我们寻思这僧人来我们这烤肉店里干嘛呢？对，救世来跟我们化缘的。还有人跟我们开酒，开酒之后拍照，但也不知道我们要钱，也不知道为啥。大邱的地方挺迷的。
人传确实还是这大首尔圈里的，那人传吃韩猪都比大邱吃韩牛贵。
对，咱们说回这个主题。
当然我们要理解这个佛国寺修缮，就不得不还是快速介绍一下佛国寺整个的大背景。
我们前面说了，1593年日本人把佛国寺给烧没了嘛。其实在这之前的佛国寺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宏大的。
就即使比今天的佛国寺可能都要大得多，当时有2000多间殿宇，就是2000多间那个“间”是指开间的“间”。
但是在当时，佛国寺的包含建筑可能也有二三十座是有的，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佛国寺是一个十几座殿堂的这么一个寺院。
那在壬辰倭乱结束之后没多久，在1604年，因为我们知道刚刚不是说了吗？就在壬辰倭乱之后，佛教在朝鲜王朝的地位稍微有一个小幅度的提升。
那么当时朝鲜王朝的这个宣祖就支持这些僧侣进行了对佛国寺的修缮，花了差不多我们所知道这个佛国寺的规模，差不多是在这之后一两百年的时间才慢慢重新恢复起来。
就一直到1805年的时候，佛国寺才慢慢重新恢复成了一个主要的佛典。但是在1805年之后又没多久，就朝鲜半岛又陷入到那个半殖民地的状态中。
因为它的国事衰微，加上朝鲜半岛的重如异佛的政策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在整个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可以说佛国寺还处于半荒废状态。
虽然它已经是一个运营中的寺院，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萧条，非常破败的状态，特别是在王朝后期，几乎没有管理可言，很多寺院中的珍宝被人洗劫一空，或者很多重要的建筑构件也就是散落一地被人遗忘。
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期，在佛国寺修之前还留下了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在当时白云桥和青云桥就只剩下了两座新罗时代的桥了，上面的那些亭台楼阁全都已经垮塌了，那些木构石料都散落在地上。
这就导致我们刚说的在1920年代，日本人大举修复了很多这些寺院。但是当时日本对佛国寺的修复有几个大的问题：
- 它的修复很多东西都行之不对（我们刚讲了）。
- 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修复——你要说它是修复吗，可以；你要说它是一次劫掠吗，也可以，跟他们1593年的那次也差不了多少。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佛国寺看到那个多宝塔，就是释迦佛和多宝佛并立。在多宝塔底下就有四座石狮子，这四座石狮子有三座在日本人占领之后就不翼而飞了。
你看这日本人搞修复吧，这个石狮子都给修没了。
纯摄有没有可能在日本还能收到一些当年从朝鲜流落区的文物？
而现在已经没人知道它是啥了。
捡一些漏还有可能吗？
有啊！在今天日本的很多私人收藏或者地方性的，比如大学的收藏，或者是一些考古机构的收藏里面，仍然能看到很多，比如说中国东北的辽代的文物、金代的文物，或者是朝鲜半岛的一些文物。
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被很详细地疏远的，比如说：
- 这个是鸟居龙藏在考察期间带回去的
- 或者是黑板胜美在考察发掘期间带回日本的但是有一些因为记录了散失，也因为可能它在当时被运到日本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好好记录起来。
所以今天它还是在这些私人收藏或者是在这些地方性收藏中能够看到。
在今天其实这个聊庆州和聊中经的很多文物还是在日本。
这也其实就是鸟居龙藏当年建立的收藏。
但比较不幸和遗憾的是，这些收藏其实从来没有被好好对待过，也没有人研究。
因为日本没有这么多人研究辽代，然后这些东西就放在那。
就因为日本它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日本帝国。
在当时帝国主义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对于朝鲜的考古，还是他们有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热情去考虑它。
比如说关于辽代考古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图录叫庆州，不过很巧这个庆州是我们的庆州，是只有齿风巴林左旗的这个庆州，就是在日本出版的。
而且它直到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参考书。
所以这个就纯感叹啊，就是说我自己还是挺希望鸟居龙藏当年这部分收藏能被重新重视和好好研究。
现在也有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和日本考古学的合作，在利用这些当时鸟居龙藏包括其他一些学者带到日本的辽代文物，但也不是很多。
对吧，就大部分其实还没有被研究。
因为它放在哪儿？
那日本自己的文物就这个跟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 他们自己出图的考古文物都还没有整理处理完，更不要说从别的国家拿过来的文物了。
行，咱们继续说回这个佛国寺。
那当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朝鲜半岛光复以后，迅速随着朝鲜半岛本土的政府接管佛国寺、接管庆州，他们对它进行了一些粗略的修复工程，但也不是很深入。
而且我们可能想象中从1910年到1945年之间，朝鲜佛教深受日本的影响和控制。
那现在朝鲜光复了以后，是不是朝鲜佛教可以重新得到振兴，可以重新获得民族的独立色彩呢？
但其实不是。
就在四五年光复以后，朝鲜半岛的佛教接连受到了两个重大的打击。
第一个打击：
随着朝鲜半岛的光复，无论是南方的李承晚政权，还是北方的金日成政权，他们都急切地要建立自己政权的新的根基，去获得民心。
所以他们都各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措施。
这跟东亚各个国家在现代所经历的一样，寺院就像过去的书院一样，是拥有很多田产很多不动产的机构。
所以很多寺院名下的农田田产，都被强制征收分配给了佃农。
当然这对于韩国人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寺院来说，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第二个打击：
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在四五年以后，朝鲜半岛南方是由美国控制下的军政府控制。
在美军的主导下，他们对于佛教继续实行一个歧视政策。
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朝鲜半岛已经有比较浓厚的基督教群众基础。
所以美军自然而然会把基督教的节日作为法定节日，但是佛教的节日不会被纳入法定节日。
其实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佛诞日也不是法定节日，而圣诞节是法定节日。
离咱内地人最近的法定跟佛诞的节日应该是香港，对吧？
对，香港佛诞日是放假的，是放假的。
中国内地其实也可以说是比较平等的，因为圣诞节也不放假，佛诞日也不放假，所以也不能说有什么歧视政策。
但是美军的歧视政策是很鲜明的，比如说传媒广播报纸之类的，也是以基督教的节日、基督教组织为优先。
而日本殖民时期制定的那个臭命招数“四差令”也没有被美军废止，继续执行着。
而且在当时这个美军控制下的朝鲜半岛南部的军政府，仍然是基督徒比例远远多于佛教徒比例。
所以可以说在当时，虽然朝鲜半岛赢得了光复和独立，但佛教的处境却面对很多挑战。
之后1961年，朴正熙通过516政变上台以后，朴正熙这个人本身并不是，至少他没有公开说过自己信什么宗教。
他也视察过教堂，也视察过寺院，很少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基督徒。
但是他和过去的美军扶植的军政府不一样，他可以说在基督教和佛教中不是出于个人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政治选择。
他会更加支持佛教，更加支持佛寺和佛教视野。
为什么呢？
他把佛教当成一种韩国的传统文化，他把佛教视作一种建立韩国韩民族的自豪感的一种工具，一种框架。
所以在朴正熙上台以后，他就大力推进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叫佛教净化运动。
什么是佛教净化运动呢？
这个佛教净化运动其实从朴正熙之前的李承晚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进”就是那个干净的“进”，就是净化、空气的那个“净化”。
这净化运动听着名字很高大上，其实最直接的目标只有一个：
- 那些结婚的僧人不得结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净化佛教运动的主张，那就是：
僧人不得结婚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在日本统治的后期、李承宛统治的前夕，可以说日本影响下的这个佛教，这所谓的朝鲜佛教（当然现在已经叫大韩佛教）宗派是压倒性地控制着整个韩国的佛教图景。
在当时韩国的僧侣中，结婚的或者亲日派的僧侣总共有七千多人，可以说当时韩国大多数的寺院，都是由这些和日本合作的、或者是亲日的或者是结婚的僧侣所控制的。
而相反那些自诩传承正统、搞禅修、搞出世佛教的僧人，有多少呢？只有六百人，其实加一加也不多。
相比韩国这么大一地儿，这已经很少了。
但这只是僧人不是佛教徒的数量，僧人的数量当然不能说多，但也不能说特别少。
你也可以看出它在二十世纪初确实是有个复兴的迹象。
对吧？因为比较起当时韩国的人口，只有接近一万人的僧侣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是这六百多人的那个一直坚守独身、坚守戒律、坚守不和日本合作的僧人，这个时候就不干嘛了。
他说：
我们韩国都光复了，我们韩国的佛教和佛寺，还是由这些曾经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僧人把持着，这成何体统呢！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倡导这个所谓的佛教净化运动。
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把这些在日本时期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僧人，这些结婚的僧人，从寺院中驱逐出去。
他们会指责这些僧人是“日寇余孽”，不仅违背清规戒律，而且他们还和侵略者、殖民者合作，玷污了佛法。
而且他们确实是有群众基础的。 因为民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嘛，大家也确实看到当时那些亲日派的僧人，怎么和这个殖民政府合作，去搞那些什么神道教的仪式，去搞什么皇民化。
而这些独生派的僧人，他们一直都坚定了反抗日本，去持戒去参加三一独立运动。所以这些独生派的高僧，比如像晓峰、星州这些人，也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也赢得了很多这些光复后的官员。
因为这些光复后的新的官员，除了有一部分是继承自过去日本的日战时期的政府，也有很多是过去的反日人士。那这些反日人士的官员，自然是对这些坚持独生、坚持戒律的高僧是非常支持和尊重的。
而抛开这个青日还是反日的表象，它更深层次还是一个路线之争，或者说是一个对佛教前途应该怎么走的一个考虑。
就对于这些坚守独生派的佛教徒来说，他们认为现在朝鲜半岛的佛教之所以会沦落到三四十年那个非常悲惨的处境，就是因为他们过于入世了，过于社会化了，过于和政府和社会绑定了。
这一条路线，这一条看似现代化的路线，其实是日本占领时代走的弯路。
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主张：
- 要回归到那个山中佛教
- 回归到那个清规戒律
- 回归到那个远离红尘的状态中
- 回归到那个传统中，或者说回归到朝鲜王朝时代的那个传统中但另外一方面，他想回归这个传统，大家听我们节目到现在也能意识到，这是一个李氏朝鲜之后才有的传统。因为在漫长的三国和统一新罗时代，还有高丽时代，这个佛教跟红尘或者跟这个主流士族社会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以说这个既是一个传统，那也是一个新发明的传统，或者说是一个历史只有500年的传统。
不得不说，这期节目已经感叹了很多次，历史总会押韵，就相信群众你的脑子里头应该能想象到类似的事。就所谓的复古，实际上是复的一个并不古的古。
就是你复古，那你复的是进古还是中古还是上古呢？
对，我今天看了一个哈尔滨书店，它是哈尔滨第一家书店，然后它的口号是：
“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卖新书，现在我们卖当年的新书。”
这写得特好。
所以这个佛教净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承晚的支持。李承晚他就采纳了这一派佛教净化运动的僧人的主张，他就颁布了行政令，要支持把这些结婚的僧人从寺院中驱逐出去。
当然他的动机除了他的这种——无论李承晚都不混蛋，他至少是一个参加过反日运动的这么一个爱国者，他也至少是一个想要通过民族情节来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政治家。
- 首先他自己在道德倾向上就是支持这些佛教要清除日本的参与
- 其次这也可以帮助他以清除日本殖民参与的旗号，来巩固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李承晚面临的局面，可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支持度的局面，民众已经对他非法迎天了。
那在这种时候，他在这种比较边缘化的领域搞一些顺应民意的政策，对他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李承晚是第一个积极推动，从官方层面支持佛教净化运动的人。
而到1961年、62年，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以后，他更加明确支持佛教净化运动，更加明确的支持曹溪宗来把这个净化过去日本，清除日本残毒的运动坚持到底。
曹溪宗的前身就是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聊到的，30年代在京城成立的这个朝鲜佛教的教团。
对，然后但当年这个由日本局势和亲日僧人做的这个调和的大韩佛教团或者说韩国佛教团，更多是一个可独身可结婚的教团，是一个比较调和各个宗派的一个团体，或者说他对于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没有那么在乎。
不过二战之后，从韩国佛教团变成曹溪宗之后，他逐渐倾向于以独身为主，他开始恢复了僧人必须独身的戒律。
随着朴正熙政府更加明确的支持曹溪宗支持独身佛教，为独身佛教背书。
相应的你想想看，这个军政府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支持您，那对于那些结婚的僧人，对于那些曾经有黑历史的僧人来说，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在1962年，在朴正熙的支持下，可以说韩国的这些佛教僧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冲突，甚至有人可以把它称为一场内战。
在警方和政府的支持下，那些独身派、曹溪宗独身派的僧侣从已婚派的僧侣手中夺走了超过400多座寺庙。整个国家也才不到1000座寺庙，400多座寺庙都在警方和政府官方的支持下，把过去的那个已婚的住持给驱逐出去，由现在这个独身的住持来重新接管。
你考虑到他们人少，就是他们也只能夺这么多了，再多没有那么多人了。
而且这些僧侣之间的场面是非常不好看的，僧侣之间拳脚相向，或者是诉诸于暴力机关的支持，或者在法院上面打官司，无休无止的诉讼。
可以说对于民众来说，这个形象也太不好看了，就是两个帮派僧人之间互相无休无止的互相举报。
而那些被逐出寺院的已婚的僧人，你要想到就对他们来说，寺院就不只是他们的住处，不只是他们的工作的地方，而且是他们的家庭私产。
对吧，是他们的家人，他和他的配偶和孩子都住在这个寺院里，从寺院中赶跑了以后，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对吧，曾经的高僧住持，现在他们一家子脱家带口的，就直接驱逐到了社会上，成为了孤魂野鬼。
这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70年代，那些已婚的僧侣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派，叫太古宗，成为了一个和曹溪宗并立的、一个独立于曹溪宗之外的组织。
这个所谓的两派僧人之间的内战才得以平息。
而战争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独身派的僧人完全占据了韩国佛教的大比例主流，而那些仍然延续日治时代、结婚的入世佛教传统的太古宗，则是完全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角色。
今天太古宗还在吗？还在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太古宗的寺庙，但他和曹溪宗的力量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知道咱们这趟没有去太古宗，因为曹溪宗是大韩佛教的曹溪宗，对，太古宗就是太古宗。
而相应的，在得胜的那一方曹溪宗，他就掌控了绝大多数的寺庙。
他们也得以实现他们在净化运动初期的那个更深层次的主张：
- 要终结入世的努力
- 回归出世的传统
- 注重禅修
- 注重冥想
- 在前瞻中深切修行
- 强调体力劳动、自给自足
- 回归到山寺里面，在田野中修身养性的那个朝鲜王朝时代的传统而且在净化佛教的这个过程中，被净化的不只是那些已婚的僧侣，还有我们知道在整个东亚都是这样，很多寺院里面也包括一些非佛教的信仰，比如说山神庙、七星祠，这些都是朝鲜半岛本土的信仰。
就像我们的很多寺院里面也会有观公庙、娘娘庙、二贤庙之类的。
那些所谓的寺庙也被称为淫祠，从寺院中被驱逐出去。
而佛教的法事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正规化、体系化，要严格按照佛教的戒律，按照佛教的律来执行这些佛教的法事。
总而言之，这场净化佛教运动的结果，你可以把它称为波乱，反正也可以称为革命。
总之韩国佛教就退出了过去在日本影响时代和从日本佛教那里学习到的、从基督教那里学习到的，要清明、要介入世俗事务、要参与现代社会的趋势，而是完全回归到传统中，回归到那个严守戒律的传统中。
在经济层面，朴正熙政府和曹溪宗也联合推动了这个佛教财产管理法，把过去寺院私有化的趋势给刹车，回归到去私有化。
那当然，去私有化带来的就是重新变成了一个民间社会公益组织，由此政府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掌控这些佛寺组织。
在政治层面或者说在外交层面，朴正熙也对这些新的净化佛教形成的新的曹溪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僧侣都被作为韩国政府的代表，去组织文化代表团，去出席国际的文化活动、国事活动，成为韩国文化的大使，类似这种形象。
我们今天在韩国的这些寺院里面，经常能看到那些国宝碑，就跟中国和日本一样，这个国宝前面一定会有一块碑，说这是什么韩国国宝多少号。
这个韩国国宝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在朴正熙时代1962年开始。
他开始把韩国境内的主要历史文物一批一批地登记为国宝，而这些国宝里面绝大多数，压倒性的多数，可能我还没具体查过，但印象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和佛教寺院和佛教相关的宝物，比如：
- 佛殿
- 佛塔
- 石灯
- 碑刻
- 佛像
而这个把文物纳入国宝，而且大量保护佛教文物的政策，也是从1962年在朴正熙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那些国宝基本上都是用汉字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汉字还是有官方地位的一种文字。
大家在我们的shownotes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国宝的模型，比如说：
- 韩国的第五号国宝，鲍恩法柱寺的双狮子石灯，特别漂亮，那个狮子特别有力量感。
- 第11号的这一山弥勒寺的石塔。
- 还有15号的凤停寺集殿，前两天凤停寺差点被大火烧了，幸好保护了下来，真是挺好的。一样是庆州的一些国宝。
- 或者像海印寺的模型，都可以在我们的 shownotes 网站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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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刚刚说的这些文物，都是1962年被列入的第一批国宝，就是从调整一上台开始，第一年就收到了国家级的官方保护。
那韩国人会不会跟咱中国人一样，都在乎对这个国宝第几批的排序？那当然了，也会觉得第一批比第九批更有意义，62年的国宝肯定比92年的、22年的国宝重要。
这对于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对于所有东亚国家，这个排名讲究先来后到的顺序，都是这样：
- “人要成为人上人，宝要成为宝上宝”
就是早期的这些国宝会更加重要，不然怎么会第一批就被纳入国宝呢。
在1964年，朴正熙还亲自自掏腰包出钱捐助，在法住寺建了一座巨大的、超级巨大的大佛像，金佛，29米高的镀金大佛弥勒佛。
我们这期节目挺长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节目最开始聊的这个俗里法住寺。
俗离山法住寺，大家说他最喜欢的是松广寺和云居寺，但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法住寺，感觉特别好。
然后就历史有几个记载，反正总之它都是新罗时代建立的，在万里山战争的时候被烧毁，然后在朝鲜时代又多次重建，而且还是在那个四溟为真大师的亲自支持下，开始了他在那个战乱之后的重建工作。
而且法住寺的国宝特别多，比如：
- 八相殿，是韩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木塔，五层佛塔。因为中国的木塔其实也不多了，像印度的木塔也没几个，但韩国现在只剩这一个了，就是八相殿。
- 本来还有一座，就是那个双峰寺的多宝塔殿，但在80年代已经被烧毁了。
- 还有刚才提到的双狮子石灯，是统一新罗时代特别杰出的石雕艺术，在上面能看出唐朝的感觉。
我们在shownotes里也能在连接中看到这个石灯的模型，但里面不止这些，这些国宝也挺多，这些号都比较靠前。
总之法住寺是个特别好的、特别值得你去的寺庙，就是不太容易去，很少有人会单独去法住寺。
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法住寺的时候，也挺费劲，但还没有那么费劲，应该从大田做一个长途巴士，可以直接到法住寺下面的那个镇上。
但现在好像那个巴士也已经停了，因为可能冬天的原因，怎么去的就不是什么主流季节。
不过我们就能打车去，很麻烦，你拿车等你要不然你根本回不来，而且你到不了那个寺了，确实是俗离山。
你就到那个俗离山，法住寺那个山门那儿，你就得下来了，还没到山门就得下来，然后自己走很长一段路到山门，再往上走走到法住寺里面，走得比较远。
你要腿脚不好的话，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在法住寺里面，你最显眼的还是1964年朴正熙亲自出资修建的29米高的镀金水泥大佛，就是真正的纯黄金，不是那种古色古香的黄金风格。 是那种特朗普式的黄金风格，金光山闪，而且它观的太大了，就是比例不太协调，有种巨物恐惧的感觉，有点特朗普大厦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还是好很多的。那你还是说笑了，我觉得那佛本身是法相挺庄严的，对，因为它本身是来自一个，我记得是来自一个三四十年代一个韩国的爱国艺术家。
它设计的它的原型的草图，也是一段艺术史上的传奇，就是几代人合力把这个佛像的设计出来，但是最后把它给实现的，还是靠朴正熙的捐助和支持，最终把这个三十米的大佛给它造出来。
对，我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大佛并没有按照它当年的设计稿去修，就是——对，对，还是有挺多差别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大佛一旦放大成那么大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完全严格地按照以前设计中的原貌。
对，说到它修这个大佛就要再说回它修佛国寺这个事。
所以，在朴正熙支持修完这个大佛之后不久，它就开始主导这个佛国寺的修缮工程。在这之前，1966年的时候，佛国寺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在当时把那个释迦塔拆解重建。
结果就是把它一拆解解体完以后，还没把它重建好的时候，在1966年9月6号就有一伙毛贼来到这个佛国寺的工地，要把那个释迦塔里的那个舍利宝函给它偷走。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人已经偷过一次了，那我们当然这个毛贼也知道，就这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宝物。结果就在这个偷的过程中，这帮笨贼把这个释迦塔也造成了很多破坏，就不得不在这个修复过程中进一步把它重新修复好。
就没想到就在这个修的过程中，就修中修的过程中，它这个第三层石塔那个塔岩意外的脱落下来。
结果没想到由此就我们看到了，因为它第三层塔岩脱落下来以后，我们就得以看到那个第二层的那个塔身内部。
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另一个那个舍利的，供奉的一个舍利函。在里面还出土了一卷木刻本的雕板的印刷金卷，就是这个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个也是现在韩国的国宝。
它被认为是现存，至少是在朝鲜半岛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印刷的佛经之一。
因为这帮盗贼的破坏，结果不能说因祸得福吧，结果但是至少是让我们见到了这个被掩藏一千多年的佛经。
这故事中最奇怪的就是这个盗贼：
- 首先能堂上皇之的到国宝，
- 然后第二点是到完官方修的时候，
- 还能不小心在意外拖了点东西。
就可以想象，至少在66年，就是在朴正熙下令重修福国寺之前，虽然福国寺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宝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能说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但也是一个组织管理非常松散的一个状态。
完全没有今天我们去福国寺看到那个严密防护的，这个游人如织的那个国宝级的待遇。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在朴正熙的大举修复和之后几十年的宣传才形成了新的局面。
实际上，如果咱们作为中国人去庆州旅游，最少你有一个旅游经典感觉的地儿就是福国寺，因为在福国寺里面能听到英语、中文、日文、韩语。
大部分的庆州的经典要不然是没人，要不然是只有韩语。
对，而在福国寺有很多白人游客，有很多中国人游客。
对，我还挺意外的。
1969年5月12日，朴正熙首次视察庆尚北道政府。在当时接待的这些随行人员中就有一个就是这个繁星法师。
他当时就跟朴正熙汇报说：
“我们这个福国寺啊，现在非常管理不善，很缺乏私帑/资金。新罗时代最重要的国宝现在就是一片混乱的状态。”
朴正熙听到这个以后大为不分，但就说：
“这个福国寺是我们韩国历史上的这个三国时代，在新罗刚刚完成统一大业国运昌盛时代的文化遗产。它记录了我们人民的这个虔诚之心，我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民族理想。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庆州的这些文物，就是石宽和福国寺。”
它是我们我们韩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也是从新罗时代这个护国佛教精神的一个圣地。
但是呢，在壬辰倭乱之中，福国寺被毁，只有少数的佛殿得以重建，而且现在也处在衰败和荒芜的状态中。
昔日我们朝鲜民族的辉煌和雄伟如今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福国寺修复起来，来保护和继承我们韩国民族的文化遗产，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来培养这么一种护国意识、国家保护意识。
那朴总统那么上心，他的指示就迅速得到了落实。
1969年5月，当时的文化部长身贩职，就召集了当时的这个韩国这些商界领袖，这些大财阀，把他们召在一起开会说：
“你看我们这个朴总统对福国寺的修复这么上心，你们是不是应该对吧，大家应该支持一下，相应一下号召。”
然后就从这些韩国的这些企业家手里，抽出了非常多的资金。
在第二个月，在六月，佛国寺修复委员会就正式成立。
这个福国寺修复委员会的级别非常高，就直接由文化部长来兼任福国寺修复委员会的会长。
那既然这个组织架构已经搭建好了，很快到当年的夏天，当年的八月，福国寺就开始了他的前期发掘工作。
这个要跟观众解释一下，就是在这种重要的传统建筑的修缮工程之前，往往都要进行几年甚至更久的考古调查，需要摸清楚建筑现在的机制下面还有什么文物，或者是能够摸清楚它的文化性规模，这样能给后面的修缮工程提供依据。
所以在1969年的八月，这考古发掘工作就正式启动。
它的规格也非常高，它的这个发掘的考古队的队长是谁呢？直接就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这个考古部的主任金正基来亲自负责佛国寺的发掘工程。
说说国立博物馆非常好，推荐大家五一有空的时候去。你听这节目的时候五一已经过去了，那你十一去吧，人不多挺好。
而且在当年的年底，11月16号的时候，有根据朴正熙的亲自指令，把这个佛国寺修缮的委员会升格，形成了一个文化遗产研究所。
就是说以后就不只是佛国寺，而是整个韩国的佛教文物，都要这么去修复。
金正基担任这个文化遗产所的首任主任。
而这个研究所的管理机构，就是这个文化遗产厅的厅长，是直接由釜山市副市长调然过来。
可以说当时朴正熙政府对这个古建筑，对这个佛寺的修缮是与非常高的行政级别。
这其实既是因为随着对庆州这些古建筑的了解更加增多，而且就考古的规模越来越大，当然韩国的中央政府认为应该要成立更高规格的机构。
也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在朴正熙的这个基本盘，在岭南地区，就是岭南地区，民众对于要修复庆州古迹、修复佛国寺的呼声也非常的高涨。
所以用一个非常高规格、非常豪华的团队，来浩浩荡荡地开始了佛国寺的修复工程。
在这三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中，调查团队发现了很多寺庙创建时期新罗时代的遗迹，从新罗时代开始，然后高丽王朝时代，朝鲜王朝时代，各个时期扩建的痕迹，都从考古发掘中被揭露出来。
而且他们也既印证了，也部分修正了，佛国寺自己传世的这个佛国寺的四志，叫古今世纪，里面进行了一些记载。
可以说在60年代，这次考古发掘之后，我们才对佛国寺的变迁，严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金正基在事后就回忆说：
“这个考古发掘调查的工作，是他经历过非常精细入微的一次工作，而且因为这个级别非常高，所以他越是深入的发掘，就越是让人感觉到，这个事情任务重大，是事关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没立刻就感觉到：
“这里有个不对劲的地方，就那么重要的一个工程，怎么三个月就完成了？”
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想象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修复的前期调查工作，只花了三个月就简单结束。
其实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学者都对这个佛国寺的前期调研发掘工作有很大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而文化部也只能回应说：
“我们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学术性质的考古发掘，我们只是为了这个修复工程能够尽快推进，所以进行的一个基础的快速探查。”
但是即便如此，这么一个又快又粗糙的工程，也没有办法让学者和民众满意。
在事后专家委员会就说：
“作为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遗址的第一次科学系统的发掘，至少应该有你规划，在这之前的学术规划、制定方案都起码要花一年的时间。而你现在首先是没有制定一个严肃的发掘方案，而且你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它所谓的发掘完，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这个发掘的结果做得很粗糙，没有办法有说服力，而且造成巨大的资金和时间上的浪费。”
最后的结果也确实，这个考古报告可以说虽然它揭示出了很多佛国寺历史上的规模、扩建的规模等等，但是实际上在韩国的考古学家看来，这个报告仍然是漏洞百出的，互相之间有很多自相矛盾或者前后矛盾的地方。
那在建立在这个考古报告基础之上建立的这个佛国寺修复工程，也自然而然是没有办法服众。
它一定是包含很多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成分。
在后来佛国寺修复团队的成员也在事后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这个考古发掘的基础非常粗糙粗疏，所以我们也因此很难以此为依据，复原出佛国寺在八世纪创建时期的那个统一新罗时代的原貌。”
在事后看来，因为考古工作本身的疏忽，所以在殿堂和廊屋之间的连接，在这个石墙，包括这个石台和那四座古桥之间的连接部分的收口，部分的那个交接部位，都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直到今天也有很大的争议。
但无论如何，对于政府来说，对于朴正熙政权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把它在学术上做到完全极致完全可靠，而是快速地把这项政绩工程推进下去。
所以这个考古调查一旦有了初步结果，只花了三个月之后，在1969年年底——11月14日，就举行了轰轰烈烈、非常盛大、非常隆重的奠基仪式。
而且这个奠基仪式的规格非常高，文化部长亲自出席。
而且李厚洛，我们知道李厚洛就是朴正熙的一个最大的亲信，也是他的笔杆，相对于他的陈布雷是长期担任青瓦台的首席秘书和发言人，而且是朴正熙的高尔夫球的球友。
这个李厚洛也参与了这次奠基仪式。
而佛教界的代表性人物像清潭法师、乐正法师，
还有各种财阀的负责人，就是当时那些被示范值叫过来给佛国寺修复工程捐钱的那些财阀的领导人，
像什么汽车公司的总裁、金融公司的总裁也被叫过来。
就是纷纷大家再慷慨解囊一次吧。
筹集了两亿韩元的预算来正式奠基开始佛国寺的这个修复工程。
这两亿韩元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由这些商人自愿捐款、自愿自动捐款的。
就是其中1.35亿都是由这些商界人士捐赠的。
然后文化部拨款了4000万元，然后庆尚北道本地的政府还出资了2000万元。
只有这样凑了两亿韩元来启动了这么一个佛国寺的修复工程。
在奠基仪式原版完成之后，立刻施工图设计、实际测量和建筑施工的工作就开始推进。
就你听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很正常，对吧，施工图设计、实际测量和施工工作开始推进。
但是实际上这三个工作是同时推进的。
就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
原来应该是先做完勘测再开始设计，先做完设计再开始施工。
但是实际上这三事是同时开始工作的。
但是没办法嘛，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级工程，这是一个县级工程。
就是当时朴正熙已经下达了最高指示，一定要把它恢复成新罗王朝时期的国家级寺院、国宝级寺院，把它恢复成昔日最辉煌的状态。
所以这个修复工程就立刻紧赶慢赶了。
修缮、测绘、施工同时推进，计划要在1971年6月把它完成施工。
那么这么一个快速上马的工程当然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就前面说的那个工期短、调查比较粗糙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是一定是困扰整个施工全过程的。
而且还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回避的客观问题。
比如说你说你要恢复成历史上的辉煌，那你恢复成历史上哪个时期的辉煌呢？
你是恢复成新罗时代的辉煌，还是恢复成高丽时代的辉煌，还是恢复成朝鲜时代的辉煌？
你如果要恢复成新罗时代的辉煌，那你是不是要把现在那些后建的那些就是四溟为真时期，或者是日战时期，或者是韩国光复早期修建那些建筑以后全都拆除掉呢？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没有新罗时代的木构建筑存世了，所以你对那个新罗时代木构建筑的恢复，也完全是一种出于想象的。
那你这个怎么才能有说服力呢？
再比如说这个佛国寺，我们去现场就能看到，它的寺院其实是在一个高高的石台，我们把它称为石堤之上的。
对，现场你就是它有两个桥嘛，那些桥因为现在比较年久失修，你不能走了，你要从别人绕一个上坡走上去。
对，但它是一个在一个高台、一个高起的。 像是一个悬崖一样的石堤之上。对，这个石堤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1920年到30年代由日本人修复的状态。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说了，这日本人修得很粗糙，那个石堤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比较没有修复逻辑的，是比较混乱的。
而且专家们也已经指出了，就是这个石堤的上层部分的石块结构，应该重新修复。但是因为这个工程是一个赶工赶出来的上马线地工程，所以这一块后来没有得到完全修复。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那个石台上面，直接连接着青云桥、白云桥、莲花桥、七宝桥上的石块高度差，与原来的状况无法衔接。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工程肯定会遇到一个问题——拆迁问题。
为了恢复佛国寺原先的辉煌，肯定要把佛国寺完全恢复成一个大的类似于景区的大历史文化区那样的状况。这一点我们都非常熟悉。
但问题是在当时，佛国寺周边已经有了很多民宅和商店，这已经不再是原先的山寺状况，而是围绕佛国寺的许多新社区。要把佛国寺恢复成一个“土寒山下一世独立”的空旷开阔、与自然山水结合的寺院状态，必须拆除周边的这些民居、商店和酒店。
然而，仅仅为了拆迁，就需要追加将近20亿韩元的预算。而实际上募款总共只有两个亿。这种情况在东亚工程中很常见：拆迁费用永远高于建设成本。
有人会觉得这有点夸张，但追加的费用是最初投入费用的十倍，有点像今天一些国家修高铁的感觉。
即使如此，在1970年1月，朴正熙下达指示后，一年年初，佛国寺的修复工程正式轰轰烈烈地开工了。
在这个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因为工程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所以不断有新问题冒出。
比如：
- 建材到底用传统的木结构，还是用新的混凝土结构？
最后讨论决定，虽然混凝土更耐久，但这毕竟是传统国宝，还是使用木质结构。
你可以想象这么重大的决策，本应很早决断，到底选混凝土还是木材。然而这在施工开始后才挫折了几个月才决定。
而且需要远程调拨木材，导致更大成本和混乱。
关于拆迁问题，随着施工推进，佛国寺需要保持的“红线”范围越来越大，拆迁范围及计划持续扩大，拆迁成本也不断上升。
尽管如此，这是中央直接督促指挥的风格，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你不知道选啥风格，就随便选一个；你不知道选啥材料，就随便选一个。
在时间压力下，大伙只能快速解决，快速执行。
其中之一是考古学家进正机回忆说：
“我们在施工时对新罗时代木构建筑的认知只有现在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但靠推测把寺院建筑建造起来。”
最终修复成果其实是缝合了当前新罗遗物与历史上各个时期（高丽中期到朝鲜时代中期）建筑风格的混合体。
可以说这是一个各种风格的大杂会。
当然它也有一些依据，例如：
- 有些殿堂是高丽时代建造，就采用高丽时代风格；
- 有些因为保存了朝鲜时期照片和资料，则恢复成朝鲜时代风格。
但无论如何，整个修复的风格选择在历史考证上都很混乱，几乎是一团浆糊。
直到今天，很多韩国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个重建或再造工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物修复或修缮工程。
当然专家的说法是一方面，但官方宣传中，佛国寺被描述为：
“完全恢复了统一新罗时代辉煌的成功国宝级建筑。”
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汉江奇迹时代政策的导向，即不论实际质量如何，首要目的是：
- 提振民族经济
- 提振民族信心
- 提振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感而没有精力与专家纠结那些大多数人看不出的细节。
这段话我在现实中听过很多次，比如朋友说的。
总之，在这个打了引号的“漫长”修复过程，事实上远远少于实际所需时间的四年零两个月后，1973年7月3日，佛国寺修缮工程正式宣告完成。
当天朴正熙和凡行法师在佛国寺宝门前共同揭幕了“土寒山佛国寺”的匾额，这是朴正熙亲笔题写的匾额。
竣工仪式盛大，教育部长、文化部长等官员悉数出席，僧侣僧众齐聚一堂。这是一个圆满的工程，也是朴正熙时代最主要的文化政绩。
由此可以想象，在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佛教界和政府非常亲近，佛教界非常支持朴正熙政府，政府也大力推动佛教文化，把它当成韩国民族文化的象征。
但这种官方支持对韩国佛教来说，未必全是好事。
从事后来看，类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佛教团体对政府的顺从和依附，往往以牺牲独立性和社会影响力为代价。
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佛教主要是曹溪宗主导，现在已经由“独身派”和“初世派”占主导。
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佛教进入了稳定发展期，反而陷入了教派间、派系间无休止的内斗，包括争夺：
- 领导权，例如谁来当宗正、谁来当宗部长；
- 重要寺庙的控制权，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还代表影响力和旅游收入。
曹溪宗内部各宗派还互相争取对政府、法院、议会的影响。
这时，曹溪宗高僧和僧侣主要专注于争取政府支持及内部派系斗争，少有时间关注佛教教义的深入。
与此同时，韩国基督教在高速城市化背景下不断扩张基本盘。
他们通过：
- 入室政策
- 关注进城务工青年精神需求实现了快速发展。
基督教不仅吸纳了能接受高等教育和成为工人的青年群体，还在龟尾、马山等新兴工业城市大量新建教堂。
他们还吸纳了许多曾经信仰佛教但对佛教失望的信徒。
可以说：
- 1900年前，韩国基督徒数量微不足道；
- 日本殖民时期，佛教因官方支持发展较快，基督教只在平壤等几城市有市场；
- 80年代统计数据显示，佛教徒和基督徒数量相当；
- 到今天，基督徒完全反超佛教徒，成为韩国第一大主流信仰；
- 佛教徒数量则不断缩减、衰微。
这可说是60、70年代韩国佛教政策的恶果。
当然，韩国佛教内部并非没有危机感或改革意愿。
当时也有佛教领导人重新重视入室佛教观念，组织居士会、青年会，佛教大学如东国大学扩大招生范围，招募非佛教专业学生。
但由于与政府紧密关联，只能屈从于朴正熙军事独裁的学术管控，比如：
- 不能批评朴正熙独裁政治
- 课程多数和佛教有关，或不影响政府统治基础这些佛教领袖过去受到日本殖民政府严格监视，如今亦受朴正熙政府KCIA等特务机构严控。
任何佛教僧人，如果越过红线，对朴政权提出微词，比如批评城市贫困、人权问题，是绝不可能的。
佛教机构和佛教媒体都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之下。
直到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
尽管韩国佛教在规模、物质资源、制度上愈发体系化和雄厚，但在精神和道德高地上却开始流失，错失了对社会和民众的领导力和号召力。
特别是对现状和军事独裁不满的年轻人，许多人对佛教失望，转向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基督教会。
朴正熙遇刺后，随之而来的12·12军事政变（光州政变）使全斗焕上台。
对韩国佛教来说，真正的“好日子”还在后面。
全斗焕虽然也是军事独裁者，但与朴正熙大不相同：
- 朴正熙较为亲佛教，而全斗焕出身基督教长老会；
- 全斗焕的基本盘集中在庆尚道长老会，对佛教无好感；
- 全斗焕身边亲信多数也是基督徒；
- 全斗焕不像朴正熙那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更加现实主义；
- 他对朴正熙支持佛教的做法没有兴趣。
1979年全斗焕刚上台后，1980年韩国佛教迎来一个当代重要转折点。
这场转折甚至被称为10·27法难。
“法难”一词通常用于三国时期灭佛、会昌灭佛等大规模宗教迫害。
1980年在韩国发生法难实属罕见。
这要追溯到1980年5月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事件。
全斗焕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后，仅五个月，便对全国佛寺和佛教组织发动大规模突袭。
- 超过3000名安全部队（KCIA等特务机构）
- 对5700多座寺庙进行地毯式搜查
- 一夜之间逮捕超过1700名僧侣和住持汉城曹溪宗总部也未能幸免，部队强行闯入并逮捕宗教领导者。
这些被捕的僧人和宗教领袖遭受残酷的逼供，包括：
- 殴打
- 水刑
- 电刑这就是全斗焕时期对异见者的迫害达到新高，这些僧侣享有与民主运动人权运动人士相同的待遇。
而曹溪宗的领袖的境遇亦是如此。 乐朱船师也在这个巨大的法难的冲击下被迫辞职。
为什么全斗焕要在上台仅仅一年之内，就把这个韩国政府官方对佛教的态度进行这么一个180度大转弯？从支持佛教变成这么严苛、这么残酷的迫害佛教。
全斗焕官方的说辞是说：
“这是为了净化佛教，你们佛教不是爱搞净化运动吗？我们也帮你们佛教净化净化。”
你们现在这个经过朴正熙时代，这十几二十年，你们佛教的这个无序的发展膨胀，已经腐化堕落成了一个窝藏腐败僧侣、假冒神之人员，甚至罪犯的团体。这个什么阿玛阿狗全都能进入到你们这个佛教团体中。
因为你们这个膨胀速度太快了，你一定能在这个佛教团体中找到一些害群之马，而你们这个曹溪宗，你们这个大韩佛教这个组织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根本没有办法受到我们政府的有效监管。
这只是全斗焕政府的说辞，实际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在5·18反抗全斗焕独裁政府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中，佛教组织，特别是大韩佛教曹溪宗，站在了全斗焕的对立面，站在了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一边。
在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时，乐朱法师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光州民众的支持立场，而且他在这之前就已经是公开反对全斗焕的这样一位人士。
而在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之后，在光州民主化运动被镇压之后，乐朱法师又亲自前往光州的现场，向这些被迫害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且募捐来支持这些光州的起义者。
对于全斗焕来说，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完全是站在他们这个军事独裁统治的对立面。
所以全斗焕当然要“打出头鸟”，对这些佛教团体进行恐吓和惩罚。
这种恐吓表现的形式是：
- 对这些寺院的突袭搜查
- 对僧人的逮捕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称为一种独裁政府的统治术或者统治智慧：
过去对佛教的扶植太多了，现在新任领导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过去被扶植了，现在就要打压一下。
这类似于李氏朝鲜和王氏高丽之间发生过的事。
你之前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支持下，佛教积累了那么大的资源，建寺院，扩建，兴建佛教组织。
现在你们积累了那么多财富，自然就是“养肥了再杀的时候到了”，要给你们算总账。
不得不说一个隐秘的动机，全斗焕希望把媒体舆论的注意力转移到宗教问题上，来转移民众对不久前光州抗议事件的关注度。
也有人认为这是全斗焕更深层次的动机。
无论如何，最终结果就是曹溪宗这个大韩佛教的组织领导层受到彻底摧毁，完全被更清全斗焕政权的僧侣所取代。
那些被捕的僧侣，那些反抗全斗焕独裁、支持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僧侣，虽然很多没有被正式起诉，但都被长期拘留、长期关押。
例如，南山寺的住持在全斗焕统治时期因长期被拘留、遭受酷刑而直接死亡。
在整个八十年代，佛教寺院都受到了比在朝正西时代更严密的监控。
这些政府特务，即KCIA的秘密警察，渗透到佛教组织中，寺院频繁遭到突袭警察的搜查。
很多僧侣只要稍有对全斗焕的不合作或反抗情绪，就会立刻遭到逮捕。
全斗焕喜欢用的口号是“清共”，质疑寺院是否与北方金日成政权有关联，以“亲共”罪名逮捕主张进步的僧人和住持。
另一方面，当时不断崛起的基督教势力，也开始出现极端化或原教旨化倾向。
一些基督教派别变得更极端和激进。
比如在全斗焕时代，还发生了基督徒对佛寺的破坏、纵火，甚至破坏佛像事件。
警方官方往往对这些基督徒破坏佛教寺院的行为置之不理。
例如，1986年一座曹溪宗寺庙被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激进分子烧毁，警方以证据不足拒绝立案。
同时期还有地方官员或军队长官强迫学生和士兵参加基督教礼拜活动。
可以说，在102710·27法难之后，韩国佛教新一代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180度转变。
如果20世纪初曾发生一次180度转变，现在又把它转变回去了。
在全斗焕统治下，无论出家僧侣还是在家居士，很多人认为佛教的尊严、完整性和独立性受到了独裁政权的侵犯。
过去他们依仗的从西山修修禁大师、四敏为政法师开始传承，甚至更早从新洛时代传承的护国佛教精神——认为佛教应该以道德权威领导国家，庇护国家的理念，也在10·27法难中被彻底粉碎。
由此，新一代年轻佛教徒开始重新走回20世纪初的道路。
他们认为不该再那么被动，不该再那么初始，而要更加深度地参与社会。
在1980年代中期，民众佛教运动开始展开。
这个运动与同时代在韩国兴起的民众神学（基督教版）相呼应。
民众神学又可追溯至全球南方，尤其拉美开展的解放神学天主教运动。
受到整个八十年代全球南方亚非拉地区解放神学的影响，韩国佛教也爆发了民众佛教浪潮。
这些民众佛教的僧人和在家居士领袖：
- 秘密举行集会
- 为城市劳工、务工人员争取权利
- 往往与基督教会合作开展民主运动
- 试图以宗教力量深度介入社会，解决严重不平等问题
1987年反抗全斗焕、卢泰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达到顶峰时，很多佛教徒没有像过去朴时代那样站在清政府一方，而是站在民主运动反抗独裁政府一方。
讽刺的是，1987年民众抗议运动导致全斗焕下野，卢泰愚通过选举上台。
虽然他是全斗焕的好兄弟，但却开启长达十多年的解禁和民主化进程。
全斗焕在被要求承担责任、背锅、下台后，遭昔日好友卢泰愚排挤，竟然选择去百潭寺闭关修行，展示反思和忏悔。
简直很讽刺。
相反，从李承晚到朴正熙时代，基督教因为占据道德高地不断发展，虽然深度参与社会进步和民众服务，但无论独裁者如何强硬，都不敢对基督教施加过多压力。
原因是基督教是境外势力，背后有境外靠山。
许多韩国基督教会尤其福音派，直接受美国福音派领导。
例如，1973年国家官方支持佛教活动时代，葛培理在汉城举办大型布道会，吸引上百万民众，朴正熙也支持。
朴正熙对基督教和佛教的态度基本相同：
“只要你能转移民众注意力，给民众提供精神安慰和帮助，稳定社会情绪，我都支持你们。”
而在全斗焕时代，他明显偏袒基督教，对基督教支持更无忌惮。
例如，1984年韩国政府大张旗鼓庆祝基督教进入韩国一百年。
过去韩国基督教历史被视作与殖民、半殖民地屈辱史联系，但1984年已被塑造成光辉正面、值得庆祝的纪念日。
当时基督教在民众中的生态位类似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入世佛教。
许多民众说：
“如果你想考公务员、获得晋升、获得资源，那你就皈依基督教，受洗后成为最容易获支持的身份。”
反倒是佛教徒则难以在全斗焕政府中成为高层，常遭猜忌。
因此，80年代基督徒比例迅速增加。
基督教因境外势力护身，没有像佛教那样迅速靠拢独裁政权，不会压制内部的反对声音。
即使基督教领袖发表支持人权及民众运动的言论，全斗焕也不敢抓捕，因顾忌国际形象。
例如，1987年反对全斗焕抗议爆发时，很多学生为躲避警察躲入汉城明洞大教堂，韩国最重要的大教堂。
全斗焕军队始终不敢强闯该教堂抓人，教堂成功庇护学生。
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韩国政治家和政治运动领袖。
朴大统领和全斗焕的故事聊完了，也顺便讲了韩国近代关于基督教的故事。
原本打算单独聊，但后来觉得融入山寺这个大系列比较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基督教堂模型，在“ shownotes/收听页面 ”里能看到，尤其韩国现代和近代基督教堂建设非常巧思，强烈建议大家仔细看看，非常美。
不过山寺系列还没结束，你可能感觉讲到全斗焕了，应该结束了，进入我们熟悉的现代韩国了。
不是，我保证会一直聊到隐秀乐时代的结束，聊到你此时此刻。
这就是下集内容，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