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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之前跟陈也良本来是有计划说聊一些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话题，也挑了一些选题在讨论。那么正好有这么一个贸易战和关税战的话题，我就给陈老板发了个消息。我说别看好像是个很时髦的话题，我们是可以把它回溯到17、18世纪。一方面呢，是比较有趣的去翻翻固执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些固执堆当中呢，也能够看到有很多我们现在觉得像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这些常识，实际上它这个背后是如何被发展出来的，或者在发展这些理论的时候存在哪些雷对吧，或者有哪些坑。当时好像觉得被解决了，现在发现其实这个坑一直在那儿的。
对，那基本上你提到的这个时间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也就是同时期英国在这个光荣革命的前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经常说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那这个话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其中有一个和我们今天话题非常密切的就是财政。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在财政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这个17世纪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论战，这个论战的双方是当时的脱利党和辉格党。当时的大背景就是说在台上的是辉格党，这个辉格党的领袖是沃博尔。沃博尔是一个搞钱搞金融的老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沃博尔推崇了一套涉及到贸易、涉及到关税、涉及到公债、涉及到金融，也涉及到国家的军队的整个一套，在我们现在看来更现代的，或者我们更熟悉的这么一套国家和这个社会关系的途径。但是呢，这套东西呢，在当时受到了在野党的极具的批评，这个批评的起手是柏林布鲁克，这个是当时脱利党的一个魁首，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叫乡村党。这个时期，我觉得后来18、19世纪的那种最强大的脱利党和辉格党还没形成，这已经是非常早的时期了。
对，这是非常早的时期。但是呢，可以看到一些前情。柏林布鲁克的观点呢，更接近于乡生或者是土地贵族的观点。他们会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强调美德，强调功德，强调政府不应该被商业和商人所俘虏，而应该是由更有尊严的、更尊贵的一些土地贵族来主导政局。
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话题，就涉及到英国本国的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议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1640年的革命之后，国王和议会处于了一种对峙的状态，查理一世和他的议会基本上就是撕破脸。而且议会其实之后决定性地处于了一种更有优势的地位。但是呢，在沃博尔的年代呢，其实形成了一种新的同盟，就是国家现在有钱了，那么就被指责为说他可以去收买议员，变成国王的好朋友。议会和国王不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相反就是议会当中的这些当权派和国王形成了自己的团团伙伙。因此，有的时候也会把这帮人称之为宫廷派。你一听宫廷派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他的这个贬义色彩，就会更重一点。而在野的这些人呢，就会把他们称之为乡村派。
那么这个时钟，我们再往后拨三四十年。在台上的辉格党呢，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党魁，是老皮特。老皮特在位上的时候呢，还受到了其他辉格党徒的抨击，那些人自称自己叫老辉格党。比方说很有名的埃德蒙·伯克，大家都知道是个著名的保守主义大喷子。埃德蒙·伯克实际上和这个脱利党的立场也很相近，也同样是更接近于这个乡村派。他自称是老辉格党人。
对，我过去对于老辉格党人这五个字的理解，是那种古典自由主义者。没错，这个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有关系，因为这些边界其实没有那么清晰，很多的立场也有很多相互交换的这个地方。但是很大程度上，所谓的老辉格党和脱离党的立场反而更接近一点，就是更崇尚美德，更崇尚乡村，而对于商业这些东西呢，持一种相对来讲更负面的态度。这当然也和他们本国的特定的政治立场有关。
是，因为在台上的那帮人，他们就是在搞这些金融魔术，搞这些金融游戏。你在台下的人，当然要大力抨击说这帮人把这个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整个的英国的国内政治，尤其是这种财政问题，成为一个讨论点，它有什么大的一个英国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背景吗？
实际上这个包含几个看上去差得很远，但是关系很密切的东西。第一个其实是军队的构成，因为英国它是个岛国，它更多的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它对陆军的要求不是很高，它不需要这个国家支持一个非常庞大的陆军，也就意味着英国这个国家在传统上国家的财政和行政力量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和法国相比就完全不一样，法国它必须需要有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行政的网络，它才能供养一个常年有这么好几万的法国军队，天天在欧洲大陆上打仗。但是英国它客观上没有这个需求，英国不光陆军养不起，其实海军很长时间也养不起。
对，所以那个伊丽莎白时代它要去发什么四六月舰的许可吗？就鼓励人民当海盗。因此英国它的一个特殊性，它这个国家实际上这个军权在传统上和法国这些国家相比就不太强。那么到了1640年的内战之后，因为议会和国王之间出现的严重的冲突和斗争，导致的结果就是议会明显的占据了上风。这个上风的一个和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因素，是议会它有财政的管理权限，这个财政的管理权限包括预算的批准，包括决算的审计等等这样的一些事。
那么因为有了这些事呢，就使得英国的议会对于国家的财政，或者我们可以说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到了我们后面讲到的光荣革命之后，首先迎来的是这个奥兰治亲王，是来自荷兰，他带来了一些很发达的荷兰的这个金融产品。那么之后的几个英国的国王呢，是汉挪威王朝的乔治一世、二世到乔治三世。这三个国王的共同点，如果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不会说英语。乔治三世好一点，一世是肯定不会说英语。他们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乔治一世和二世花了很多时间是在德国本地，他们对于英国没有什么感情。到了乔治三世会好一些，因为乔治三世已经是个土生土长的，更像英国人，但乔治三世自己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他有一些精神疾病，他很多时候是失能的。
对，那么由此导致结果就是英国，我们经常说他的这个议会君主，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树立，为什么他的这个君主从使君变成虚君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漫长的18世纪，这三个英国国王本身就不太合格。我觉得如果与此做个对比，你看俄国也经常请德国人去做沙皇。对，德国去到俄国的这些沙皇们，干得很起劲的，太有能力了。是，是。
就他们就干得特别起劲，那国王干得一起劲，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他其实会造成很严重的危机。但是恰恰就是因为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某种程度上似乎无话可谈，好像一句话就能概括掉，才导致的结果就是议会在整整的17世纪到18世纪在这个舞台上面变成了这个国家的主角。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法国史还是很多法国的君主，德国史还是德国君主的时候，我们这个英国的史就已经开始像是沃博尔、老皮特、后来是小皮特这样的一任一任的这些首相，包括你当不了首相的其他的那些大臣变成了英国政治历史上的那些主角。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英国的议会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的，而这个国家也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往现代方向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一个跟刚刚讲到军事有关，跟军队有关，跟财政有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从15世纪开始，军队越来越贵。在中世纪，一个好的中世纪国王，他是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率有盈余的。我攒了三四年，攒了一波钱，我出去打仗，把这个攒的钱给花完，花完了之后我回来，我可以再攒几年前。
所以在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包括百年战争时期的这些时候的英国国王，他有的时候这个国王死了之后，他还可以给子孙留下很多积蓄，就有点像我们想文景之治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率有盈余的。但是到了16世纪以后就做不到了，因为军队规模越来越大，补给越来越复杂，补给压力越来越大，还有火枪火炮，这些东西都很贵。那导致的结局就是国家财政是顶不住的。
那么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加税。加税有一个死循环，就是在中世纪很多数量的、欧洲的政治体加税，是需要议会批准，就像法国的三季会议，英国的会议，这些不是现代议会，但是这些会议也有一些本国的历史传统。加税需要本国议会批准，所以国王开源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开源方法就是去找一些议会不批准，就能够挣得税，这是什么？就是间接税。英国实际上，刚才讲海军，和海军有关的非常重要，待会讲冒也很重要，英国是一个最早发现间接税是个好东西的国家。
我直接税可能收不上来，我又要去跟议会打交道，也很烦。而且直接税很难收，你一个人头要多交十文钱、二十文钱，这个很累的，这个老百姓会造反的。而且收税本身，它会出现非常大的成本，有时候你收税的成本甚至都大过你收上来的这个税本身。对，这就是法国财政时的典型话题，就是他们计划搞一个什么，收一百万法郎，法郎当用现在单位来讲，收一百万法郎的税，最后七七拼八错算下来，龙共收上了二十来万，成本十几万，然后全国人都在骂法国皇帝是坏人，会有这种情况在。
那么所以英国人就发现了秘密，就是说我可以收贸易税、间接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增值税、营业税和关税。因为这些税相当下比较无痛，而且这个税的扩大相对比较容易，就是我有的贸易，我的贸易扩得越大，我的税就能够越高，而不是说我硬要在这个人头上面再多挂出一层。
因此这个导致的压制都很痛苦。所以英国的这个秘密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能在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就发现说，国际贸易这个东西对于国家财富能够提到极大的帮助。这个帮助不是单纯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这个货物的货老板，我把这个货卖掉，我可以赚钱，而是说，当这个国际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大规模的流通起来的时候，它通过关税和间接税，可以使得国家财政得到很大的庇益。
这个是我们后面讲到关税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当成一个政策。对吧，我是要国内的产业保护。但是关税，它其实当年的最早的一个营有制，就是可以给国家来钱，而且来钱来得很爽，来得很快。那么还有一个来钱很重要的就是借债。借债这个东西是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整个世界、全欧洲所有的国家的国王们都在借钱。
对，通常借钱是怎么借呢，就是问国外的富商界。比方说什么罗斯查尔德家族，或者别的一些富盖家族，这样的一些家族呢，他们有钱，那么全欧洲的君主就去问他们借钱。而且他们有的也会向地中海的那些商贸城邦借钱，就会向他们去借钱。当时借钱很好笑，他借钱借来的都是实物货币，你得叮铃当当从这个里昂或者威尼斯运过去，真的是十几辆马车装满了金银，还得顾保镖才能把这个东西咔啦咔啦运到阿姆斯特丹。他因为他在荷兰有很多的就消费掉了，但他借可能是从欧洲南部借的，但是他得运到欧洲北部去消费掉。那么这东西很费金。
那么英国呢，在这个普遍借外债的过程中呢，就发展出了我们讲的财政革命当中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几个有关的，他开始向本国人借债这件事情，在当时首先很有事体统，这些人是你的臣民，你怎么能去问臣民借钱呢？你去问个老外借钱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和这些臣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又是我的臣民，又是我的债主，那这是要咋整？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因为你要借钱，你就需要去开，公布一些开支，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讲的英国议会本身对于英国财政的这个清晰度、透明度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英国议会每年去审这个财政本身，就使得他的这个国家的财政更可信赖、更可靠，因为大家知道你有相对比法国更严格的财政纪律。那么这个是有利于借债的。还有一个在这里面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过去大家借债都是零零散散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到借债的感觉都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我借心还救，我就腾挪这个东西。但是呢，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其实很不一样。从国家，或者我们如果想象成一个公司，它可以把借来的钱当成是国家现金流的一个常规的组成部分。只要我能够永远借到钱，我就可以不断地借心还救。那么这个时候，我借来的钱我就不是想着说我今天借来，钱明天要还，而是说我有个现金流管理。
那么它就是承担一个比方是4%、5%的资金成本，但是这笔钱就变成你的现金流的一部分了。这个是英国人最早逐渐逐渐发现到的一个巨大的大秘密，这个大秘密到我们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回最近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当中。 大家经常会说，为什么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的提高或者下降，国债的到期与否，为什么会对它的这个政策造成影响，会变成一个大家很看不懂的东西。
这个的由头其实就是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是英国人开始有规律的、更体系的、更严格的搞一个东西，叫做国债。但是这个东西呢，就使得刚才讲到的这个国家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你本来这个国家来钱，要么是收税，对吧，横着暴敛，要么是借。借钱有成本，像法国往事借钱几百年来，比英国往事借钱，他要贵四个点，就很费劲，因为法国的借钱更加的随意、更加的松散，违约的可能性更高，信誉不好。
信誉不好，还有就是借债的流程也更不规范，管理的也更乱。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国人可能是四个点、五个点借钱，这很厉害，这跟我们现在借钱差不多，融资成本非常低。融资成本非常低，英国官方再早一点会高一点，尤其是英国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它就是四个点、五个点就可以借到债，法国人可能九个点、十个点借，这已经很好了。你到了那种什么德国的那种包裹，什么俄国这种国家去借债，那这个利率就高得吓死人。
或者我们熟悉中国近代，中国可能一直要到了甲午海战前后，左中堂去侦讨新疆的时候，开始到欧洲市场上去借债的时候，这个利息就高得吓死人。那么大家当然会去，是否在这当中参与借债的这些人，中保四囊，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听到的一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你就是一个玩不来这套游戏规则的人，你市场上的评级可能就是个D。对，你就有点类似于说，我是一个农村里面来的人，我第一次到了城里面找银行借钱，那你当然和城里面借钱，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那么英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找到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它能够来到钱，这个钱最后投到了它的海军当中，也包括一部分的陆军，使得英国在18世纪有能力进行一系列的海外战争。
那么这些海外战争实际上带来的好处是使得英国有很多的海外殖民地或者海外利益，比如说印度、加勒比群岛或者是北美。这些海外利益能够支持英国的这个国际贸易的生意越做越大，带来更多的关税。你的关税收入多，你的借债也更好借。那么由此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正向的循环，这个正向循环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循环。
只是现在的循环要比当年的循环复杂特别特别多。所以大家看到整个18世纪，英国人尤其在那个乔治三世时代，对吧，七年战争，然后美洲的独立战争。在那个时期，应该是英国人得到了澳大利亚，得到了印度，但是丢了美国。对，那么最登峰造极的是拿破仑战争。为什么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会失败，为什么英国人好像有一种可以一个国家扛住整个欧洲大陆的感觉？
当中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英国人能买钱。一方面，英国的老百姓托承担的税付实际上是比法国人重很多的，但是这个税没有那么显性，相对比较隐性，而且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比较高，他觉得能忍。第二就是他能借钱。那么这两样东西再来的这个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英国最后小皮特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海军关税供债，最后变成一个帝国。这些东西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联系的。
当时比如说拿破仑搬了那个大陆封锁令之后，欧陆国家他没法去跟英国人贸易。那英国人当时他这个赚的钱或者说他贸易的对象是谁呢？其实有几部分，一部分是他还有一些走私，另外一个就是英国人其实还有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海外市场，比如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就快速恢复了，包括英国还有个很厉害的是印度。
那么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应该划分两头奖，一方面大家看英国时，会说英国那时候也很困难，顶住了很多的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英国确实是靠这个东西能够完成了一个，我们可以说近代是个日不落帝国，是靠这套东西能够做起来的。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徐玉瑞教授写的《战争与财政》，它里面有一张，当然它那一张主要引用的是它的导师，一个日本经济学家做经济史的过去的研究成果，就是专门研究19世纪英国的扩张当中财政这一端的承担的义务。结果就发现跟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相比，印度真的是一个大宝藏。英国在整个19世纪参与的那几十次战争当中，可能有60%以上的军费其实是由印度这边来承担。
话题就接着往下讲了，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在打仗的环境，当然有非常激烈的国际舰的竞争。你要有陆军有海军，所以对于当时代的人来讲，他其实已经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是说贸易与战争那一部分，这种意识其实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很强烈的意识就带来不同国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读。有些国家它会更保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所谓贸易战，它的源头就在这里。
因为贸易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我需要对于国家的贸易从国家角度来讲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使得它变成像总体战的一部分一样。那么这是一种相对来讲更保守的态度。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就会更复杂。比方说，一种在欧洲近代发展时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它催生了大量的技术革新。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国际贸易当中获胜，我获胜的方法就是发明出一些更花哨的玩意儿，让大家来买我的货。
那这是一种更加和平的一种战争的手段。包括我们可能以前玩《大航海时代》知道，对吧，我在这个地方搞投资，搞出一个特产，我这东西可以卖得很贵。这就是欧洲历史上面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我去卖这个特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欧洲人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破解中国人的青花瓷的秘密。
这个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其实有一个自我，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先把青花瓷这玩意儿搞出来，我把这东西拿来卖，我这国家就能赚钱。那其实就是贸易战当中的另外一种形式。那么和刚刚讲到印度有关的一个贸易是什么呢？也很有意思，这个是亚当·斯密当年认认真真研究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亚当·斯密说，印度东西便宜，什么东西特别便宜呢？棉布特别便宜。纺织业，印度当时的纺织业非常发达，所以大量大量的廉价棉布进入英国市场。所以当时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那个年代，他有一个预期是认为，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整个棉坊行业是会被冲垮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度有太多的便宜的棉布会冲进英国市场。因为亚当·斯密是古人，对他的这个研究有很多不同解释，其实有一种解释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后解发法就是，我们要搞技术升级。
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在实际的历史上看到的东西，就是英国实际上为什么后来工业革命的时候，棉坊业会变成火车头，发明了很多放纱机、缩机、织机，这些东西的一个很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英国本国的棉坊行业在面临印度的一个巨大的竞争。
在这个巨大竞争面前，你怎么样能够活下来，那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的成本给压低。那你的人工成本压不低，怎么办？我就上机器，就上真逆机就出现了。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实际上讲，亚当·斯密在这个角度，他不觉得贸易战是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个贸易战是可以促进本国的这些经济发展，促进这个产业革新的。而且英国后来不是自己也确实遇到了吗？那个1815年古物法，它不就是应对海外的这个农产品都太便宜了，结果英国地主的那些东西根本卖不出去。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稍微说回到前面的那些话题，针对这种我们刚才讲那么强大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英国本国是不是那么势如破竹，无人可挡，其实不是的。当时就一开始讲到的辉戈党，虽然这些宫廷派觉得这东西干得很好，但是始终有一帮人在反对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脱离党。
脱离党反对这个东西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最表面的一种纯粹是政治斗争层面的争夺意外，一个元素就是说国家的财富其实是来自于土地，而不是来自于商业的。就是最纯正的学科应该是农学。对，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有工业党，对吧，觉得说这个工业是创造财富的东西，这个商业不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搬运工，这个跟当年的这个农业的道理是很像的。
那么第二，你商业有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就是它会腐化道德。这个所谓的腐化道德就是说有太多奢侈品，有太多的那些纸醉金迷的东西，或者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消费主义陷阱。英国人当时就面临了这个消费主义陷阱，来自这个南洋的香料，来自中国的瓷器茶叶，来自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咖啡，这些东西就会腐化道德。
还有一个在道德上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时代的人会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就是商人是一种很自私的人，因为他要搞买卖，对吧，他卖的贵你就吃亏，或者他收货收的便宜了，那就是卖方吃亏，就是大家会觉得商业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很多人可能现在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商人在这个当中实际上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面来主导这个买和卖，由此大家就会认为商人是很自私的，很势利的，这很符合大家的直觉。
那么脱离党就会有个问题，说好，我们现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全部被一帮伦敦的商人所霸占了，咱们这个国家还能搞得好吗？你们这帮人都是一帮自私鬼，这可咋办。那么再往下引申的问题，不仅有商业，还有搞金融的人。那么搞金融的人就更坏了，这个商人好歹还是你可以说他勤勤恳恳做生意，搞金融的人再搞一些金融魔术，又把这个钱不知道从哪儿倒腾来了，一会儿又把钱给倒腾走了，这事怎么搞得好？
那么这种很朴素的观点，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能够理解的很朴素的观点，就变成了辉戈党当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或者说是脱离党提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东西，就是公共道德、公共美德。在当时这变成了一种非常强有力和很时尚的一种批评，持续了很多年，以至于在当时有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如果老家徒还活着，老家徒就是个脱离党人，而凯撒就是个辉戈党人。
老家徒当年在罗马共和国的晚期时期，也是有个非常典型的东西，就是要查禁这个奢侈品的贸易。在美国革命的早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匿名的政论小册子，就叫《家徒来信》，这个书是一个所谓的反联邦党人的立场的，所以老家徒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并不陌生。因此这一套对于公共道德的这些追求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来自意大利的，或者来自罗马的一个古典道德的根源的，尤其你如果考虑到当时所有的贵族，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受的教育就是古典学教育。
因为他们受到大量的，所以他们天然的就认为一个勤俭、朴实、武德充沛的状态是一个好的状态。脱离党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人看来，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一些话。所以在18世纪还有很多著名支持者，比如说法国的重农学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是卢梭。卢梭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贸易非常的讨厌、非常强调传统美德的人。
所以卢梭一直称自己是一个来自普世刚建的日内瓦的小镇居民，很讨厌你们巴黎的这帮腐败的人，在那里搞那个歌舞生平的事情。他就认为这些商业带来的腐败，带来的道德沦丧，带来的不平等，都是一些很糟糕的东西。卢梭所理想化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国家，这是可以有国际贸易，但是这些东西是以只有在很必要的情况下，那才需要搞。
那么回到这个脱离党人那边，他们总体上所支持的观点也比较类似于这种立场。在英国的一个非常壮大高峰就是南海泡沫的这个事情。南海泡沫这件事情，大家之前只听到过一个大概念，说有个著名的泡沫，对吧，这个泡沫炒得老高老高的，最后趴一下爆掉的时候，连著名的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都栽在里面了。
但是大家其实不太知道南海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南海公司是一个做商业特许的公司，这个公司在设立之初的时候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英国政府去做债务置换。英国政府当时有很多，刚才讲的这个公债，很零零散散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公债。哎呀，年金啊，甚至他还有些卖一些彩票，这些彩票他的这个实际的商业形式也是你自己买的彩票。 政府要分期的给你来付款。
等等等等。他有很多这种零零散散的债务。
那么就说好，现在政府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债务呢，全部打包转移给南海公司。请南海公司帮着来处置这些债务。
那么从英国政府的角度，他等于就把这些债化零为整。他本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债务人，每个债的期限也不同，这个利率也有高有低。他现在就说好，这些东西反正通通打包扔给你。
最后呢，从英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就视为对南海公司欠了一个统一定额的债，大概欠个什么年化5%。年化5%。你别管那个资产包里什么东西，反正我就是统一给你欠了一个。
但是呢南海公司也不能白干这个事情。否则你怎么赚钱来把这个债务给消化掉呢？说好。
所以我可以让你南海公司做一些特许，比方说可以开发南海。所以他拿到了一个商业特许，可以去做这些奴隶贸易和针对南美洲的一些贸易。
但是呢，这些贸易其实很难做。贩奴是个技术，不是你随便跑几个人说我想贩奴就能贩奴。他们其实南海公司做这个贸易呢，是没有做起来。
但是他们做这个资产处置的消化呢，其实做得蛮好的。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他们一头帮政府消化债务，一头呢就去市场上面募资，发股。
发了股之后呢，就把这个投资者拿了这个股本呢去填了这个债务，就把这个债给填平了。
那么同时呢，这个股票本身又能够做买卖，又能够股价上涨呢，对于这个股东来说呢，他也觉得这个就是有的赚。
那么这个生意做了这么七八年之后呢，大家都很满意，觉得好像就把英国的某一部分国债给消化掉。
于是英国就有个大计划，把当时三千一百万帮英国国债统一用这种方法给消除掉。原本几十万，或者说小一百万的国债，他现在说我三千万国债通通找一个人帮我，这个方法给处理掉。
当时有两家人家在竞标承接这件事情，一个是南海公司，一个是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出价更好，于是呢就让南海公司来处理。
南海公司处理的时候呢，南海公司就发公告说，我们这个公司干了十年，这个生意做得很好，帮政府消除了一些债务，所以我们现在干了一票大，我们要帮整个国家处理三千一百万英镑。
所以呢，我们现在公开募资，大家来买南海公司股票。这个东西实际上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这当中的商业模式和金融游戏大家是搞不懂的。
我看到过一些研究认为，如果你很精打细算错这笔账，应该是算得过来的，就是它能够有某种很精妙的数字上的游戏安排，是能把这算过来。
但是当时代的人肯定没有发展出这些很复杂的金融工具，所以当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就觉得这只是个挣钱的好机会。
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迪福，就写《鲁宾逊漂流记》的那个。迪福当时大声几乎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是个骗局。他是自己算出来了，还是一种直觉？直觉。
因为这个南海泡沫是在1720年代时，迪福在1710年代的时候是大力鼓吹金融市场。他认为信用是个好东西，认为这种公债、商贸，都是一个好社会。他还很支持这个东西。
但是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或者某种情况下，真的是因为他相信信用是个好东西的时候，认为这样子的操作在败坏性。
于是迪福就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呼吁大家要警惕金融骗局。但是迪福说，这个话没有人听。于是呢，这个股价就飙升，大家就都买了股票。
那么这个后面的股市，大家都知道了。整个的这个操作实际上就是在辉格党的领袖沃博尔的任势上发生的，所以这个对沃博尔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全英国的人都亏了钞票。因为由此，当时还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英国伦敦的股市，股市涨的时候，辉格党的人就昂首挺胸，觉得这是他们政治理念的成功所在。
股市跌的时候，脱离党人昂首挺胸，因为脱离党人就老看你们这帮人不顺眼。股市越跌，他越兴奋，越高兴，觉得你们这帮人干了不好事情，跌得越凶，越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
所以呢，当时围绕着这个股市就变成了脱离党和辉格党之间的争论的重要交锋。但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些交锋，最后从结果上看，实际上脱离党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有很多这些曲折，但是从大的趋势角度来讲呢，这套系统确实它跑起来了。使得英国刚刚讲了，18世纪成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
所以在我们讲的脱离党和辉格党关于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大论战当中的第一回合，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辉格党以事实为结论取得了胜利的。
但是这个胜利实际上还是遗留下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理论问题，仍然在那儿。对吧？所以到了18世纪，在理论上面发展了很多对于我们现在而言非常熟悉的一些理论。
我们现在觉得可能像常事这样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就是信用的重要性。我们就讲到迪福，他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正是因为他支持自由市场，所以他才反对这些技术游戏。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段他的这个话。他说信用可不是目光短浅的政客。那么事实摆在这儿，议会是我们公债的基础。
一方面议会的荣誉和正义保护着公众，另一方面坚定地遵守过去的契约，这些都是议会的伟大原则，从而能够维护国家的信用。
国家的信用不是依赖于君主个人的，也不是依赖于某一个大臣的良好的管理，而是依赖于公共行政的普遍性的荣誉，特别是议会的正义。
他要维护所有将这个财产投注于公共信用人的利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不会受到党派的干预。迪福实际上他这个话就很现代，他认为国家的良好运作不是建立在土地这种有形的东西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
而英国的议会制度恰好就是能够支持这个信用。所以呢，迪福实际上面就提出了一种，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很符合现在直觉的东西，信用这东西是无价的。
它是个国家的一个基础，包括我们现在讲说特朗普搞很多东西，会败坏美国的这些信誉、声誉，好像这话说得很自然。
这跟我想象中的迪福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小学就读过《鲁宾逊漂流记》，我到了这个工作以后，我突然就老觉得，回味他那本小说，我就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个末日生存主义者。
他这个《鲁宾逊漂流记》算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对吧？当你流落一个荒岛，怎么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还收服了土著，然后怎么办，种土豆或者种各种水果，搞自己的堡垒，造武器。
但是如果以此来推的话，你很容易会想象他是不是一个那种更小骨寡名似的，刚刚提到的卢梭那种，可能是那种状态。但反而他居然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迪福写了大量的政论小册子，但是只是说，这个人重要性没有那么高，以至于大家通常不会去认真研究迪福的政治经济思想。
但是其实是有的。而且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隐身的话题，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可以聊，就是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代表。
就是说，你就是个原子式的个人，被抛到社会当中，你活下去，而不是说我阿基利斯是什么某某人的儿子，我阿加门农是某某人的儿子，你的血统什么都不好使了。
鲁宾逊就是无父无母不均。对吧？你把你一个人抛到荒岛上，你就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很多写经济学教材的人很喜欢取鲁宾逊的义子，也是一样的。
因为鲁宾逊他是个人，他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所以很多人会把鲁宾逊视为一个现代人，哲学层面上，万事靠他自己。
所以说到迪福，还可以再提一句。其实当时有很多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英国文学史上面看到名字的人，其实都卷在了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讨论当中。
比方说斯维夫特，斯维夫特就是个脱离党人。斯维夫特写了大量的这种讽刺，比方说《格列夫游记》，《格列夫游记》有大量的讽刺辉格党人的这些。
但今天的人是读不懂的，因为你不熟悉那些名字。你现在的人，读了之后能感到他的讽刺商业社会，你是读得出来的。
但是他其实不仅讽刺商业社会，他是很指名道姓的在说我不耳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波普，阿里山大·波普，实际上也写了很多这种东西。
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当成文学巨匠来理解的人，实际上如果愿意去翻他们写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一些英国生史，英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圈或上流社会的一部分。
他们其实多多少少都参与到了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的当中去。
那么再往后的人，大家都听说过的人很有名，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威·修默，或者更典型一点的说，就是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家。
那么这些人当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家一直讲这个书，他回答的是什么问题？他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个社会怎么办？
他说你们所有人自私自利，这个社会会好。就是看不见的手。实际上看不见的手他要回答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是商人，他没有道德。你们搞贸易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搞贸易的时候，那这个国家怎么办，这社会怎么办呢？对吧？
那亚当·斯密说，因为有个叫看不见的手，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尽管都只是出于你自己的私利来做这做那。你养猪的人是为了挣钱养猪，你杀猪的人是为了挣钱杀猪。
但是因为有一个交换，有一个市场，有贸易，那么可以把你们每个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那么最后，你想吃猪肉的，你是能够吃上猪肉的，而不需要有一个贤良的君主来安排人养猪，也不需要有某种特别的计划经济委员会来安排这个猪肉送到你们家的府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靠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这些过程不需要道德的介入。你只要基于每个人的私利，你就能够吃上猪肉了。
这种对于道德的理解在当时是非常革命性的。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其实也没有想明白，大家在讲看不见的手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想说它能够自动实现分配。
但是这当中的道德的话题，大家其实没有注意到，他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商业社会是不需要道德的。你也不要来跟我提道德的事情，因为你吃上猪肉这件事情只需要自私就够了，没有道德这件事。
当然，像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当中，其实也发展出了一种他自己的道德理论，是基于同情，这个跟商业社会有关系，跟更多的古代传统无关。
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亚当·斯密说，可能可以更着重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国富论》在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性东西。
就是说这些事情是不需要讲道德，而不讲道德，我们这个社会也能搞得好。就无数个个体，各自追求他们的私利，依然可以形成一种从结果上看是好的。
那么18世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跟我们现在关系更大的一个发展。前面讲的是说，亚当·斯密把道德从商业社会当中剥离走。
对，商人的形象是怎么从一个很负面的形象变成可以把我的自传摆在书店里面让大家来学习供大家来效仿的呢？这个当中的第一人，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说法，第一人很有意思，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为什么呢？因为弗兰克林，我们可以夸张地说，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有道德的商人。弗兰克林其实是个穷出身，打印店学徒出身，这个学徒做得好了，后来自己搞了几家硬厂，然后做生意，开硬厂，靠这个东西赚了钱。
然后再开始搞科学，然后有了自己的社会声望，然后写自传，在自传当中，他就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以及努力奋斗，成为了一个好人。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商人的一种很积极的理解，那个时候自私的好的那一面就露出来。对吧？他是靠自己的谨慎，靠自己的精明，勤俭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而这个成功的商人又变成了一个体面的社会人。
他搞科学，搞革命，关心工艺，这都可以。这个可以插一嘴，就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面，印刷厂的工人实际上是历来最有革命性的工人。
就是印刷厂的工人，原因很简单，就是印厂的工人，他在排那个字模的时候，他要使字，所以印厂的工人是所有的手工业人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
印厂的老板，会接触到很多的文人，因为要去跟那些文人谈合同，还有很多那些装订、修改、销售的事情。所以印厂的老板，正好是个和知识界关系最密切的一类工商业者。
所以弗兰克林，他是一个印厂的老板，这件事情。 本身和他最后取得的成功是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这个成功的商人的形象是现在无论是马斯克也好，还是雷军也好，的成功商人的最早的鼻祖。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要烧香，你要去烧的是弗兰克林的香，因为是他把这个形象给根本性的扭转过来了。
在此之前，大家觉得商人都是很不提名。唯一一次商人的，大家都读过，对吧。有了弗兰克林这个形象，大家说这个商人可以是一个印在美钞上的人，没有问题，对吧。特朗普当年上一个任期竞选的时候，说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他为什么成功的商人可以是个卖点，而且大家很吃这一套。这件事情其实也一样，就是你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就是在弗兰克林身上。
因为弗兰克林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且他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商业的事业能够寄托这种道德家。但这种扭转了商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道德评价。这事是不是也是一个美国现象，全世界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买这个单吗？应该讲是几方面，这个我们可以顺着这东西讲，就是他在每个国家，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很不一样。他在美国这个特别的强。
第二个变种很有意思，是出现在德国。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说那个马克思韦伯写那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他要引用弗兰克林的那个自传里面的话，证明什么？证明他有新教精神。所以德国人在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跟德国他本身的宗教氛围、宗教传统，特别是新教传统更强有关。他是从一种很宗教的角度去解读弗兰克林的，就是弗兰克林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一个宗教的动机在里面。
是因为你要什么荣耀主啊，你有某种先定论啊，有某种神学观点，最后支持着一个很世俗化的，有宗教信仰的人愿意去挣钱。那么他在法国其实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变性。这个法国的变性呢，其实跟道德的色彩相对弱一点，但是和什么有关呢？和礼仪、风尚、品味这些东西有关。这个就回到之前高林老师录节目的时候讲十九世纪，说大家为什么戴礼帽，戴礼帽的讲究，对不对？这个穿衣服、穿西装有穿西装的讲究，这些东西它不是道德，这些东西是礼仪规范、时尚。
你是一个城市居民，你是个布尔乔亚，或者你是个资产阶级，你的美德不能写在脸上说我是个有美德的人，但是你可以有，你符合这种社会提供给大家的这种风雅的也好，或者是仪式性的也好，或者是这些教养、品味啊，它用这样的一些概念就把道德给替换掉。因为我们如果讲道德的时候，很多时候指的是功德，这个功德是说我要参与这个公共生活，我要为国家去投票，我要为国家建言宪策。
传统道德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勇敢，武德充沛嘛，打仗嘛，军功贵族。凭什么有军功，凭什么当贵族？那我打仗敢打敢拼，勇敢。但是这种道德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这个东西在18世纪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决斗非常的盛行。这个武德充沛的人，他为了把这个美德写在自己的脸上，就一言不合就要决斗，我要用决斗来体现我自己是勇敢，那我决斗可以体现我的美德。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国特别流行决斗，法国也很流行决斗，包括我们上次录节目讲汉密尔顿，后来就是死在这个决斗当中。那决斗在18世纪是个极度流行的事情，到了德国到了19世纪，也还很流行，德国甚至到了第二帝国的时代，会有那种，我甚至没有决斗，但是专门请人把自己脸上拉上一刀，形成一个伤疤，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美德的荣耀。对，就是因为它有美德要可见。
但是到了法国的时候，后来其实这个事情也跟亚当斯密之邦有关，他们就把这个理论给置换掉。他就说，这东西不好的呀，打打杀杀有什么好的来，会死人的呀。我们现在进入了商业社会，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些奢侈品，用这些好的商品来培养出一种有礼仪的、有教养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把大家的这种好勇斗狠的气息给软化掉了。
从好的方向讲，是少留学、文明化，孟德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就主张说这是好东西。你就戴一个高礼帽，你就穿一个有蕾丝边的衣服，你做事情就是彬彬有礼。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你的这些行为，用你们家里的这些瓷盘，来体现你的这些教养和品味。你能够欣赏音乐，欣赏绘画，这不比你打打杀杀强吗？但孟德斯其实没有这么说，孟德斯的观点当中会更复杂一点。
但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些我们现在讲到的更现代的思想家，怎么去改造这个古代的这些道德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用这种资产阶级的繁复的这些礼仪规范去取代过去的宫廷式的这种礼仪和这种军功贵族很流行的那种决斗文化。用这样的这种方法就把传统道德给改造掉了，这个改造的过程跟商业社会深入人心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确实觉得商业社会很好呀，我为什么要过那个苦哈哈的苦日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这种很多话他不讨人喜欢，因为卢梭整天跟大家讲，哎呀你们不要去看戏，看戏很腐化很堕落，卢梭就是兄弟们都要多过苦日子，你们都苦日子过起来，你们这个要理解你的内心的需要。卢梭很爱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要满足你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就可以了。为什么，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过那么苦的日子？
但是其实这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成功的这些商业社会，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它其实还是缺乏内在道德。它只是说，我用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让大家忘记道德这件事情，大家过过好日子就可以了。但是一旦这个好日子过不了了，还是会不断地有人告诉他，说大家想想功德，想想美德。
这里可以插一桩，最近美国有一个大家经常拿来当笑话说的东西，说美国有90%认为说希望美国有尽可能多的产业工人回流，尽可能多的产业化，但是可能只有10%的人希望自己去做产业工人。这里讲的希望产业工人回流，其实是一种道德途径，不是单纯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计划，或者是算账算出来的东西说，产业工人回流可以使我们国家的GDP高几个点，产业工人回流可以使我们国家的什么，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提高。
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大家在产业工人的形象当中，就像过去的农业社会当中承载了很多道德的象征。你是个有美德的人，你是个勤劳致富的人，你是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人。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顺着往下讲。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包括我自己在学这个思想史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在欧洲的历史上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自由主义大胜利的年代，而我们现在其实置身于自由主义大胜利，加上马克思主义和很多左派思想开始批判自由主义的一个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更回到思想史的时候，会发现自由主义在他刚刚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受到了很多批评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斗争，或者这个乡村派和宫廷派的斗争是在这个财政革命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的。亚当斯密、洛克或者是大卫·休谟，他不是从零的开始奠基他们的这个理论，相反他们在当时就是和他们的这个对手在不断地发生论辩。
以至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什么看不见的手啊，什么重商主义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概念啊，这些话术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在激烈的斗争当中形成的，甚至是他的竞争对手赋予他们的一些说法。那么由此回过头来讲，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大胜利的这种形象，某种程度上也是后世构建的，相反我们真实的这个历史当中，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一种被怀疑被批评，而这些被怀疑被批评只是说从一个前现代的批评是以农业来对抗商业，变成了我们这个后现代批评是我们以工业来对抗商业，但是他当中的这种内核其实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即便像英国这样的自由贸易，或者说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家乡，但是他真正把自由主义上升到一个就是我们认知的那样的一个层次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直要到19世纪中后半段。英国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特别落后的一个国家。英国的自由的这套理论，这些重商主义，这样的一些支持国际贸易的这些理论，实际上到了18世纪的晚期已经是一种很落后的理论了。
边庆很早就说，我们的这个制度有很多很落后的东西，等到边庆死了之后很多年，他到了1850年代以后，才开始去改革一些，在1800年以前边庆已经老是在让让的一些东西了。这个搞制度建设就跟你装这个电脑一样的，你这个早装机的那个人，你的电脑你就得不断的修修补补，时间久了之后，你这个当年搓的这个机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流问题。
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行啊，你这个当中有很多一些部件，就是一些很过时很沉重的部件，但是你还得用嘛，对吧。他慢慢把这些东西给替换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落后的。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从零开始，一张白纸上面重新画的人。
那么当他在重新画的时候呢，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农业的这种，或者土地的这个途径和商业途径的大斗争，就在美国的这个舞台上面，重新的再来了一次。因为美国人，他们本来寄授的这个理论，就是在英国的政治理论当中最最自由和革命的那一趴，这些最基建理论包含了非常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和特点，但同时美国又寄授了很多其他的来自欧洲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时髦的理论，包括我们讲的这些理论争议，他们也寄授下来。
所以到了美国建国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发生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要搞财政国家，还是要搞农业国家？汉密尔顿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认为要搞财政国家的人，所以汉密尔顿在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是把美国内战的时候各个州欠的这个债务全部收拢起来，变成联邦的债务。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使得联邦能够加强对于各州在财政层面上的控制；第二，汉密尔顿认为说，这样子去做这个整理之后，他们总体承担的这个税务成本会降低，因为你把这个债给整理了之后，你可以相对讲更便宜，借这个机会可以挤掉点水分；第三件事情是，汉密尔顿认为说国家借点债是好事情，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财政革命当中的一个思想，汉密尔顿觉得说，我这个债大概是要把原来平均6%、7%左右的这个债务成本降到4%左右，他们都觉得说，我借个4%的债很好啊，你就相当于我以4%的成本白拿了一笔钱，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扩大在生产的这个当中去。
汉密尔顿觉得这个账是合算的。但是这件事情在杰弗逊看来就是非常的不好，因为杰弗逊所持的立场就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我们一开始讲的脱离党的立场，或者乡村派的立场，地主的立场。这个事情跟他的庄园主的这个出身有关，也跟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或者这个政治立场的观点有关。杰弗逊就认为说，第一，你用联邦取代各州，你就是要加强中央的权利；然后他认为说，这个债务这个东西是一种金融游戏，这种金融游戏是利好于纽约的那些金融家的，这个就和他们当年很讨厌这个伦敦的金融家，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他认为，在玩这个金融把戏的时候，会损害这个农业发展的这个利益。在杰弗逊的眼睛看来，这套东西就是英国的当权派当年干的这套把戏，我们现在好容易把英国的光给赶走了，你要用通过这些金融游戏把这套东西给赢回来，你这是在颠覆革命。所以杰弗逊就老讨厌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独立之后头个十年发生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激烈的党争，出现了这个亚当斯和这个杰弗逊的决裂，也缺陷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大选，出现了他们彼此不说话。
这个当中的很核心的一个分野就在于，杰弗逊他所持的立场会更加的脱离党，或者我们如果往后看大革命的话，就更加的雅各宾。他会更加希望把美国做成一个相对或者更加接近于一个封闭的、一个自足的、一个很有美德的农业社会，可以有商业，但是商业是有限的。你觉得说他们更像雅各宾，杰弗逊很雅各宾。
就是雅各宾或者是脱离党，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刚才都是从商贸的角度，从农业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强调这个其实是个标志，因为这个战线划分的时候，划分久了就很乱，但是其中有一个华战线的标志，就是如果他很强调公共美德凌驾于私人道德，这些人就是更接近于乡村派；如果这个人更强调的是私人道德、私人利益、私人欲望，那么这些人就更接近于辉格党或者更现代。
这是一个从道德角度可以来做的一个分野。那么分野的区分在哪里呢？分野的区分在于我们最后要讲的一个跟贸易和农业有关的话题。 就是在一个罗马式的共和主义观点当中，大家都是功德。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公共的美德，通过你的农业生产，通过你参与政治生活，培养公共美德。你不应该有私利，私利是个坏东西。
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它的理论是反观。它的商业社会就认为说，美国人都有私利是好事情呀。国家是尊重和保护，并且协调个人之间的私利，使得每个人的私利可以相互协调。这两种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比方说联邦党人文集，他在讲我们要有个联邦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从我们要调节私利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国家的。但是杰弗逊不是这么认为的。杰弗逊认为说联邦有什么好处，联邦是一个培养美德的好地方。而这种观点就和比方说罗伯斯比尔、圣如斯特这些人有很大关系。
因为上次就讲到了，圣如斯特这样的这些人，罗伯斯比尔这样就认为说，过去的旧法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私人利太多，而且不仅是私人利，而且是阶级利益。因为有三个等级，你低调等级，遇于自己的积极利益来损害了整个法国的利益。我们现在革命了，我们现在有新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有道德的革新。这个道德革新是什么，就是用公共利益来取代私人利益。
这个观点在杰弗逊那里是有的。杰弗逊认为要用一个美利坚的新国家去取代英国的那种腐败的旧道德，而对于雅各宾派来说，他们就认为这个革命之后的法国，要用这种新道德来取代旧制度时那种宫廷的、那种腐败的旧道德。因此这两件事情当中，其实是有某种共同性。我们说雅各宾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共和主义者。他在这当中有更多的哈林顿的色彩、卢梭的色彩、埃德蒙·伯克的色彩，而不是有更多亚当·斯密、汉密尔顿或者麦迪逊的色彩。
其实就是在这里，在18世纪末的这个时间，不同的政治家理解国家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和人民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路线不同的理解。刚才讲到法国，可以多说一句，法国人在当时革命的时候就包含了很多的共和主义的一些理想。其中有一个可以提一提的东西是关于普选制的。
法国当时的普选制当中，有个现在非常臭名昭著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是以财产金额来做判断的。你的个人财产金额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投票，否则你就是消极公民。那你现在的眼光看，这个东西是一种非常资产阶级的观点。
由我们现在常熟悉的教科书说，它体现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要设置财产的限额，穷人不能有投票权。但是其实法国人当时不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法国人在设计这个制度时的那些革命者，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认为所谓的财产，其实指的是土地。他们认为拥有土地的人，拥有道德，可以在政治上面负责任，因此你才有选票。如果你没有土地，你就只能养他人之鼻息，这个时候你就会被你的雇主所左右，因此你就不应该有选票。
所以说，法国当时在设置这个财产权的限额的时候，也是从道德出发在设计这个东西的。因此，法国当时的财产权的这个东西有几个配套制度。第一就是所有的仆人，男仆通通没有选票。不管你这个男仆的个人收入财产情况如何，只要你是男仆，革命者们就认为你是养他人之鼻息，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拥有选票。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法国人当时就是把从贵族和教会那里收缴来的土地切成小块来卖。它的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法国农民拥有小块土地。拥有了土地之后，你就变成了一个负责任的、有功德的新生的法国人了。尽管这个政策最后大失败，因为那个土地价格太高，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但是至少在设计制度的初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鲜明的一个痕迹，就是他的想法是说，要让大家都有土地，只有有了土地才是新生的，在政治上面有功德的法国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选票，来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还是围绕这套设计本身的一些对的，这个完全是和他的设酒观相关。而这个设计，我们其实刚才铺垫了很多，大家已经能够听明白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商业社会的一种抵制和一种怀疑所产生的一种制度。因此这里可以再插一嘴，就是我们现在人在讲到财产的时候，是动产不动产，打晃了说道，是吧？我说我是个很有财产的人，可以指的我拥有股票、我拥有车、我有房、我有比特币、我有黄金，这些东西都是财产。
但是对于当时代的人在理解财产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财产只是指土地，动产并不是财产。因此他们所说的财产是一个很狭隘的，包含了特定的政治理论和一种理想的世界观图景的这么一个状态。什么时候这些动产、股票、票据、债券，这些东西可以被认为是财产？你持有这些东西首先是道德上没问题的，再被认为说是道德上是可推崇的，实际上都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这个历史上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才取得的结果。
而这个取得的过程当中，是不断地受到怀疑，不断地受到批评，最后是因为靠着繁荣发达的金钱的力量把所有的批评给压了过去。到了我们20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理解的财产代表一切金钱、一切财富的一种归宿，而这个东西本身又和道德其实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讲，顺着美国的这个历史再往下讲。
第一就是刚才讲了，因为他们在建国之初，其实这个农业是个好东西，是一个在政治上面很主流的一种观点。包括杰弗逊后来赢得了美国大选，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比方说在美国刚建国的时候，除了他们的国债的大讨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要不要成立一个美利坚银行或者合众国银行，这是汉密尔顿的另外一个想法。那这件事情呢，当时就通过了，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这个美利坚银行当时是有一个经营期限的，经营期限到了之后又进行了很激烈的讨论，延了20年，再延了20年之后就没有了。而且美国因为它的贸易很大程度上面相对受限，所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财政国家、现代国家是相反的。美国反而是一个农业更多、小手工业更多，国家的财政非常有限，美国没有常备军，海军很薄弱，头几十年联邦非常的小，税很低，不太收税。这件事情一直到了内战的时候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因为到了内战的时候，他因为打仗不可避免地借了很多的钱，还发了非常多不同的钞票，比方说当时很有名的叫做绿背美钞等等，有非常多的金融操作才使得这个账、这个非常好凡的、庞大的这个花钱的账能够打下来。
但是总体上讲，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确实更像是一个农业国。他们这个国家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是从这个本国的一个更封闭的一个经济体的角度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而和英国这种到了19世纪变成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相当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跟关税有关。美国人实际上，在当年关税很高。美国不是我们现在可能想象中他建国第一天起就是什么自由主义灯台、什么资本主义大本营，其实不是。美国其实刚刚建国的时候，他们的关税是比较高的，他们比较高的关税有几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本来对于国际贸易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上心。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各个州之间本身是存在着利益的分歧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和其他很多国家不一样，就是美国其实各个地方的这种利益集团去游说政府的能力或者是施加影响的能力，确实更强。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他们本来就任何有局部利益、有私人利益，因此美国实际上面，他们的东北的工商业者在政府当中有很强的有税力量，导致他是以保护国内工业为名收了很高的进口关税，尤其是针对消费品。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时还有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不买英国货。所有的国家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有国货运动，对吧？美国实际上是在19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也有国货运动。那么在这样子一个语境下面，美国的关税，其实在他19世纪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长期的，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的。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很彻底地融入到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大家庭或者国际贸易的这个世界，也要到了19世纪的后半、甚至20世纪的前半。这个国家从一个尽管国土面积很大，但是在气氛上很小国寡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金融的、资本主义的、工业的帝国。而随着它变成一个帝国之后，才开始接受更大的政府、更多的财政支出、更多的外债、更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庞大的海军、更低的关税，鼓励和保护国际贸易。这套东西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
大家现在真的把美国当成自由主义灯塔、自由主义的排头兵的时候，其实这里的很多观念并不是说它就从此消失了。讲回我们现在的事情，之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会为特朗普的政策叫好，是什么原因？举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就是现在是不是进入某种文化战争，对吧？它又有很多文化上的或者符号性的一些表达，甚至特朗普之前自己在参加18年峰会的时候，在一个纸上便条上面写的说，什么“Trade is bad”，这种话其实不是一个很精于计算的一个话，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的或者文化的一种投影和哲视。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美国所寄售的这种传统观念，其实美国家都有，还是藏在这个国家的治疗或者那样的地方。那么当大家对于一个全球分工下的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它不再满意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就会从地理冒出来。其实对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我相信也会一样。
就是说，当大家享受国际贸易的好的时候，大家个个都是国际主义者，会支持和平、支持国际贸易、支持这些互通有无。但是当这个东西不再也能够为大家许诺一个那么繁荣、那么纸醉金迷的社会的时候，那些反对的声音又会从地理冒出来，因为这些声音其实一直都在那里。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所谓关税政策引发出来的一个围绕贸易、公债、现代财政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我们就先聊到这。其实关于这段历史，有很多的话题是非常值得聊的。很久以前，我也找过像何文凯教授，他研究那个财政国家大分流，也是把大清、大英和日本这三个国家进行一个比较，其中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包括英国最早使用了间接税这些事。
他的研究里面特别侧重于英格兰的那种所谓的消费税，以及后来他去论证甲午战争当中清国跟日本的这个财政动员能力。所以日本就用大量的国债发行，而你的整个的军民，为什么能够弄出七个使团，这样的一些长辈军队。
对，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对待同样一段历史，从思想的角度、从观念的角度、从财政技术的角度，我们都能看出讨论出更多、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些切片。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好，谢谢大家，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