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44.他在中国生活 40 余年，拍下王小波唯一的访谈纪录片
去年我记录过两位记录中国的外国人。一位是瑞典记者欧峰瑞，另一位是日本纪录片导演朱内亮。今天这个记录中国的外国人栏目中，我带来的是老安的故事。顺便说一句，这个采访我们同时也录制了视频版本，已经更新在了故事FMb站和视频号的频道里。大家可以搜索故事FM订阅观看。
老安是一位摄影师，来自于意大利，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老安通过镜头观察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记录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改变。很多人知道老安是因为王小波生前唯一的访谈纪录片，就是由他拍摄。老安以一个外国人的有趣视角，留下了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文艺界众多先锋人物的珍贵影像。
老安在2021年出版了他在华40年的首部摄影集《少喜 1981到1984年的中国》。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用一个穿越者的视角瞥见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样子。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通过你的眼睛来了解一下，因为我是83年2月份出生，正好是81和84的中间点，就是我出生前后的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的中国，你那几年也不会有太多的记忆。我就特别好奇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尤其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的视角是跟中国人不一样的。你们很难得地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当年没有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角度。因此能够有点像时间穿越一样，帮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些年的变化。
可以说从开始还是有点那个石棺机的感觉。对，我特别喜欢这种反旧。也就是因为我们正好生在那个世界要走向全球化的这个时代。就像我刚到中国，81年的时候第一次。当时意大利和中国的时差比较大，30年的时差，等于说像我的父辈可能经历的意大利是跟我看到的中国是很相似的。但是我的那个视角，可能完全可以跟现在的中国人的视角来对比。
就是如果一个现在中国人能够跑到81年的中国，他所看到的可能差不多。我的成长环境特别普通。我是一个专亲妈妈带大的独身子，我家里就一个妈妈，一个老爷，一个姥姥，一个舅舅，就是那么一个组成，就很普通，在意大利中北部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您是父母离婚了？我们没结过，就是专亲妈妈的。生孩子决定要了。
虽然我后来认识了我爸，我都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个叔叔那样的感觉。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包括从心理上，现在中国人也习惯了。反正我觉得我挺不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为我。我一家里面都是为我转的。
摄影是从初二开始的。初二是我们一个老师给我们弄了一个安防，让我们洗洗脚卷和放大。那个时候我没有相机，所以还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感觉。然后就通过这个洗脚卷放大，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后来弄了一个比较有所谓的那种耍瓜机，就开始拍照片。后来拍的拍的，又买了一个比较好的相机，就是当年比较好的相机，是一个当房的尼康。
后来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我接触了那些本地的一些摄影家，然后就变成他拍的摄影家，像Olivo Barberi，还有Louis Gili，正好就在我家旁边。因此我一下就进入了当时最牛的那个摄影圈。他们就会教你什么，也不是那么教，就是朋友一起去拍照，至少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拍的。我就懂得，而且整天在聊摄影，讨论美国的某某摄影家怎么样，法国的怎么样，交换华册，沟通更快一些。
要是一个人就很难得到那么多信息。反正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了我的主业了。那对中国的兴趣是什么？中国的兴趣是因为我高中读的是理工科，就是计算机。我一开始想上什么大学，肯定要转一个文科方面，因为我的兴趣是艺术文学。
我想了半天，想上什么大学。我有一个简门是在维尼斯学印度语，然后一聊他说，在那边也有别的东方语言，有日语还有中文。后来我也想学中文。我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以前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主要是看字。那时候看的都是美国文学或者法国文学，可能提到一些东方的东西，包括佛教或者汉字本身的魅力。
后来我觉得，毕竟对视觉的东西比较有兴趣，作为艺术摄影，而且我觉得天下唯一的就是一个像型的文字。因此我觉得这一点是挑起我的好奇心，主要是对文字的视觉化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兴趣点。
第二，我就看世界地图，看中国那么一大片，我什么都不了解。我们的视角真的往西方看，看美国，看法国等。后来开始看了一些，主要是那十九设计那些双教士拍的一些照片，我觉得从设计上那些也挺有意思的。那些风景什么的，要能去那边拍照片多有意思，就是完全是一个新鲜的环境，新鲜的食物、人物品，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我知道了维尼斯大学有这个中文系，那我就去维尼斯打听一下。他们开了一个会，给准备报名的新生做一个介绍。然后这个介绍基本上说你们别来了，反正学中国学不会，中国也去不了。那个时候去不了中国，除非你是使馆的或者其他什么样，所以这个系就劝你们不要学，基本上是劝的。反正就是你来和我自负吧。
那你是上了几年之后有机会来中国？我大三有这个机会来两个月。那个是自费的，在南京待了六个星期，是一个学校之间南大跟维尼斯大学的一个协议，就是交换学习班。你来之前对中国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除了那些传教师的照片，还有一些宣传画。因为那个时候在西方，尤其是六八学运之后，不是说都崇拜文革吗？很多做的左倾都是，所有很多文革期间的那些旋转画等等，有些视觉上的印象。就是开拖拉机的乡村美女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更感兴趣。我不知道会看到什么，觉得非常神秘，感觉就像去一个外星似的，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坐那个火车，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是个夜车，刚到南京都11点多。那时候11点多，真的跟现在的早上4点差不多，完全空无一人，特别安静，什么都没有。那六个星期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上午学习，下午骑自行车到处跑，拍照片。我最大的任务不是学中文，是拍照片。
南京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安静，郊区还有很多文物，古籍都是被忽视的。文革期间他们就不在乎那些文物，像那些神鹿，什么那些雕塑，有的是被打碎了，但是没打碎的也是就放在那，根本不把它当一个旅游项目。对，我看到了那个照片，仍然没有被围起来，还没有什么5个A级之类那种东西，又比较像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的，如果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没去过，意大利的文物就在马路边的。因为太多了，像古罗马的遗迹，一些老的希腊庙啊，都是到处都是。所以没有必要特别去保护。对，就历史很多层面共存，一起在一起，是吧？
当时是六周回去了之后，后来大四以后去教育部考试，就拿到中国教育部的小学金，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从1982年开始，老安在复旦大学进修。借着这个机会，拍了很多照片，定格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景象。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既粗利又孕育着升级。
老安也是在这个时候偶然遇到了让他留在中国的机会。我那两年在上海，也结识了一些意大利做生意的。有一次在和平饭店的电梯里，有一个上意大利的跨国公司，两个工程师跟一个香港的代理。香港代理跟那两个工程师说，这个人能说中文，可能听我跟那个服务员说话。他们就看上我了。
我一直到回意大利，我当了一年兵，完了人家还惦记我，给我写信，说我愿意不愿意去香港上班，是做什么企业机械，做大工程，做公共港馆什么的。它是一个跨国的，总部在米兰。那个时候所有的业务都是通过香港。
就我们这一批人才改变了那种局面，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直接跟中国交流。在香港的时候，生活特别舒服，有中有西，有海有山，什么都有。西方和东方，古的东西比中国的更古，现代的比中国更现代，比西方更现代。
所以我觉得挺享受的。比起我一些同学，他们在北京找工作，那些年在北京工作是很艰苦，尤其是在外籍工作。因为你还有时差问题，基本上晚上九点十点才能下班。你想北京八几年的十点，什么概念？什么都没有。你想吃东西也没有，一片黑，出租车也没有。
那时候出租车是就有了面堤之前，90年代就开始有那种私有的面堤。我们叫面堤嘛。很多是大学毕业的，是清华毕业的都有看面堤的，黄色的。十块钱把你送到任何地方，但在之前打出租车太难了，出租车排队很长。我记得像北京饭店，排队几十个人来个出租车。他说谁去哪儿，谁去中管车。
我很急要去机场，太牛了。那个时候出租车是司机提要客人。我有几个朋友开出租车，那个时候就像黄帝似的，挣钱也多，也特牛。
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商业环境还在解冻之中，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这里成为了一片应许之地。商机和人才随时等着被发掘。90年代初，老安从香港搬到了北京，一手开办了他们这个集团在北京的办事处。这也有一个是我的一份运气，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
我是有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性格，所以我在那里因为是我自己开的办事处，我自己找的人。那个时候找人也太容易了，那时候中国最优秀的人都非常愿意到外籍去工作。像我那个时候找了一个秘书，这个秘书现在是在加利福尼亚。我的司机现在是计算机专家，然后我的两个业务员发大财。
一个在广东开了四个工厂，一个是变成全国的那个美国气囊的独家代理。不得了，这些人就比我强太多了。到那个时候我是外国人，我是大企业，所以这种不正常的世界也是给了我特别多的方便，特别多的优势。
我经历了做生意的一些变化。刚去的时候还是你说都是比较集中的，有那些京都国总公司中央的。它们是管全国的生意，比如说你在云南要买一个设备，你就只能通过那个总公司来决定。都分行业的，有业金的，有房子的。你想买设备，引进设备，你就得跑到北京来谈判。有一个在西边叫谈判楼，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是在那个谈判楼里边。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用离开北京了，你在北京带着就行，客户是会来找你的。对，他们没办法，他们要这个钱外汇，要外汇就必须通过那个总公司。 就是你在中期吧，就有那种是从完全国营化的那种业务，转到那种有部分私营的，可以直接进口失败。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遇到的是一个江苏的企业，也是乡政企业不就算。我们一开始就读这么短回事了，他们就跑北京几个人说话，那种方式跟我们习惯的那个官方的大公司的话语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挺自信的，想引进一个大十倍。那个时候搞大建设嘛，就是很多的房地产什么的，所以需要很多的钢材。那个鲁门钢就是建筑材料，从你们公司买，所以我们是买整套十倍嘛。
他们说那个快速的生产鲁门钢的，我们一开始没这么太当回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乱七八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下海，然后自己开个体户，开小企业。我基本上每天都接到很多电话。我一接，就听到一个特别重的地方扣音，就是“喂，想不想核资？”我说什么核，想核资？我说核资什么呀？随便。
我说他们在外企就拿一个电话谱，就找北京外企的办公室，就打电话要不要核资。那个时候国家是鼓励那种核资企业嘛，就是中外核资，所以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所以我们还比较警惕嘛。你也得派工程师啊，专家去他们现场做技术交流啊什么。后来我觉得这些人还挺可爱的，所以去了。哎呀，居然这个项目还真成了，而且特别快就成了。
因为他们可能也没太多的经验，就不像金出国总公司，咱们都了解很多方的价钱，也做对比啊，也有很多资料。他们就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价钱，成交了。当然也还是公平的，但是说比跟金出国公司谈的简单多了，就是快多了。
然后要签合同，他们也弄一个大的仪式，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喝白酒了，喝白蓝地，就是EXO。但是EXO还是按白酒的一种方法来喝，就干杯，一杯一杯的。而且就大杯的，一杯一杯的干，你签大合同你必须干。我在那次我是喝的最不行的那一次，不定是我，是我和几个同事。后来刚刚这个仪式完毕，我们都弹在床上不能动了。
老人的兴趣是摄影艺术，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很难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留在中国，而企业代表这个身份恰好弥补了这个遗憾。借着商业合作的机会，他甚至可以深入到三线长矿去拍摄一些照片，这些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修建的设施，有着很高的保密级别。老安的活动范围远远大于当时的绝大部分在华外国人。
要知道80年代中期以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1985年中国第一部对外国人入境进行规范的政府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颁布，才逐渐对外国人开放更大的活动范围。老安搬到北京的90年代初，曾经助力在北京主要路段的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牌，已经在北京市区范围内被拆除了。
但是在远郊区县还保留了一百多块北京市牌。这个时候有很多地方不能去，有开放的城市有不开放的城市，包括北京郊区经常会遇到一个牌子，说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就不能再往前走。可是这些牌子都生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效。反正牌子还在那儿立着。
反正也遇到过像包括九几年，这90年有开车到也是北京郊区，但那个地方好像是要求去公安局报名去。宝贝，对，有一个警察急车车过来说你们在这儿干嘛？我还在那儿拍照片，然后他让我们去派出所的登记。那个人骑自行车说你们跟着我去派出所。一上了车，我那个朋友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跑了。我说你干嘛，你别跑。他就这样那个人的性格。结果开了十公里，然后一个栏杆下来，到了我们，我们就在那儿待了五个小时，就开始询问我们，觉得这样跑就马上就嫌疑就大了。其实我没什么，但我那个朋友态度不好。
后来我们把那个车要磨收了，然后要我们单位的人来接。我们单位就我们自己，就是没有别人。那个时候家里人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我们在那儿被逮了。后来来了一个领导，然后气氛就变了，开始上几杯茶，就请我们喝茶。然后那个领导说你们意大利，有就文明我们是老朋友，意大利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说了那些套话。
然后都说到白奇温，白奇温，我说白奇温，我说是加拿大人，但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加拿大意大利，可能是，都非常容易混在两个加拿大意大利。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家就相信白奇温是意大利人，然后我也没说什么，我也没反驳他，我顺着他，反正就最后就看白奇温的面子，把我们放走了。我始终我特别怕他突然想起来，不是意大利人。感谢白奇温。
对，我就感谢白奇温，那是90年的时候。我说这种故事很多，如果不是那个工作，我就不可能接触到一个世界，小企业，大企业，那种乡村，大城市，官员，小地方，领导。我觉得这就是往前一个，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你觉得八九十年代，人的这个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八十年代基本上还是老模式，我觉得人那个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生活很简单，就是没有太多的可干的事情。人的心态可能有些变化，运动没那么多，虽然我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比如我在复旦的时候，有一次精神污染，那个运动，那个运动，然后有一些扫黄啊，什么那些，薛蕾峰啊，什么那些，但是都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那么大事。然后人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自由感，虽然还没有太多的条件来发挥这个自由，但是开始有这种翻开的，尤其是文化界嘛。
八十年代不是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像北京，北京八十年代，确实这些人都有一个新的气氛，多多少少也可以，在没有单位，没有很正式的身份的情况下，也可以火的，也可以找自己的空间。就包括这些像圆明园，什么这些，就自发的那些，很多有同样兴趣的人，能聚集在一块生活，什么这些是八十年代大家都怀念的那些东西。
你会觉得那个年代，大家对知识、哲学这些东西比较渴求吗？中国人觉得特别渴望知道更多，了解更多，就是接触更多，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收集信息。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容易，90年代已经都开始有大量的，比如说VCD、DVD，就是90年代中国人看了150年的电影历史的所有电影都看了，就在一两年之内全都看完了，包括书籍也好什么都会很多。但八十年代还是挺少，有些人能接触这个内部有关系的，能看得多一些，比如说电影学院的或者北大的，可能他们会看到一些所谓那个时候叫内部资料。
所以看一个外国人，有一些年轻的人，他们也想知道很多，就想问你很多。当然你也很难描述，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方式太不一样，就是人焦虑的事也很不一样。你想你现在你可以知道，像年轻人，哎呀怎么生活，怎么挣钱，买房，买车，找对象，找工作，都是事，都是问题，对吧？那个时候都不用想了，就是你有固定工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每年给你什么，这个一箱可乐，真的是吗？年货嘛。
那个时候还有步票、两票，你看这什么都是限制的。所以人都只能在这个小小的缝隙里面，就找一点有趣的活法。我记得像特别好玩，有一次我去香港，坐火车去香港，从上海，然后在那买了一套金平美。金平美，因为我们在大学学过，有一点金平美，然后我想买一个全版的。
然后像我这个小伙子，戴一个南京的眼镜，后来一聊他知道，我想着有一个金平美，但是我能借着看吗？然后我给了他二十几个小时，从广州到上海，三十多个小时，反正要过夜了，要到哪里边书呢？一个手电就全部看完了。我觉得我们大朗金就是他眼镜红的，就跟那个红旗一样，就是太渴望这些，太渴望。金平美是买不到的，我那是看不到的。
据说那个年代的书店新华书店经常排成队去买书什么之类的，您见过这样的景象吗？我不想要跟你说哪个哥们，看金平美。就那个时候是有这种口，看书，一般年轻人能看很多书。就那时候人的，这真的是，这种劲儿嘛。后来就变成开放的，那个开放的水道的动力，就是这种劲儿。不管是为了增钱，还是为了增知识，为了增什么东西。
普遍来讲，90年代已经是拼搏的年代，各种想法，导演什么，各种人都出现了，很多小企业家、大企业家，整天在动脑筋的，看着想能怎么增钱，而且这个自由度很大，有一点点无政府主义的内心氛围，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就为了让这个经济能活起来，野蛮生长的状态。
对，我还挺感叹的，就是您从90年代开始认识了很多，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特别多的艺术界的朋友。那个时候的这个北京的文化生活，包括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圈子里？进入很容易，那时候有几个朋友在压美读书，然后你认识一个一下子全认识了。那个时候人家也没什么事了，都很穷，那个时候算是我有钱，他们很穷。
所以吃饭肯定是我请客，坐车肯定是坐我的车了。然后反正我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也有了。我先跟范文波、刘伟、曾范志、方李军这些人都经常见面喝酒什么，我一直就是朋友，就算是他们的有钱朋友。我说这个是因为没几年这个事情完全烦了，颠倒过来，我那么穷冠蛋，后来现在方立军一幅画可能就超过你，别说你曾范志，就跟着你。
当时你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因为摄影艺术和他们这个绘画艺术还是有一些可以对话的地方。我都对艺术感兴趣，摄影也是艺术，我们就属于一种艺术摄影。那你们当时一起讨论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毕竟我还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们也有很多次对西方的好奇心，也是往我这边来得到满足。
而且我那个时候开始拍纪录片，也拍他们的，拍在北京那个时候有意思的人，一个二十分钟的小短片，就拍他们那个生活状态。不仅是画家还有作家，我们还拍王小波、于华，还拍那个什么金星啊，什么那些。因为西方对中国不了解嘛，这些人是西方人最想不到的，但西方人想不到中国会有这样的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媒体可以宣传一个人，除非是主央台。
所以这些人虽然是小范围，周围有很多人认可了，但是都是很利类的，都是很特殊的人物，非常有才华。这些人是代表中国是很牛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找这种人。同时也有一些国际化的视角和视野，但有价值的东西很容易国际化。每价值的东西，你怎么传播都传播不过去，这个价值是没有国界的。
刚才说的那些，包括那些艺术界的朋友什么的，就让我想起吴文光老师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讲那个当时拍《流浪北京》，他拍摄的那些对象，后来的命运，大部分人可能都出国了，当然也有回来的，就是很相似，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状态。
对，可能很多人都问过您，就是那个王小波生前唯一的哪个视频是您拍的吗？当时是怎么想到的？那个时候张元在拍那个《东宫西宫》，那是王小波的小说。那我去找他了，那我就拍了，就这样。那个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还没看到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是买不到的，只有一些书摊上一些盗版，但是没有发型在过内。
那个我认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后来我就开始关心他的，就开始看他的东西。那次拍的时候还没读过他的东西，没有。那当然人家这个介绍，我知道他在写，比如说就关心一些统性恋，一些特别另类的人物的，然后他分割也很独特，就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有意思。
我再去采访，就可以跟大家讨论很多的话题。他也是理工科的背景，所以他脑子很清晰。所以我觉得跟他交流是很顺畅，你也可以跟他聊外国文学，也可以跟他聊同性恋的事，也可以跟他聊政治，跟他聊宗教，建筑，城市的容貌。他什么都感兴趣，他的确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黑色幽默肯定是的，不过我自己觉得他是一种真实的黑色幽默，可能过一些年就能想起来。
不过你要是在这个黑色幽默之中生活的时候，你的幽默感就没有了，得等他过去以后才会有的。 90年代中后期，老安逐渐把创作方式从拍摄照片转到拍摄视频和纪录片。他说自己也是赶上了新一波的技术发展红利。首先是一个技术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自己能够买到一些质量还能过关的摄像设备。在那之前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后来设备原来也好，正好我也改善了那个数码摄像机，不断在发展的那个时代。
不记得一个G的硬盘要一万多块钱，然后你一个G能干嘛呢？就是那个是快送一半，要不然剪辑不了老卡什么的。哎呦天哪，那些年这个是浪费了很多那个精力和钱。钱别说了，那精力也很多。然后现在你随便你买个十倍，都非常成熟了，就不用想太多，连手机都比他们那个强太多。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代价，但是我们毕竟是拍了一些别人没拍的东西。
我在想如果没有您没有吴文光导演这些人，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影像资料留下来，不会只有官方的嘛，就是大媒体的那些。其实我那些东西我还没拿出来，我还现在在开始那个数字画，因为都是带子。我那有几千个小时的东西，我想慢慢来建立的，天哪是个宝库。现在只有几个时间完了。
您做这个纪录片这一块，拍过您自己比较喜欢的题材。我纪录片是也比较杂本，因为我一开始我那是想机跟照想机一样，不是那个纪录片的概念，就是有个剧板，我又想一个讲一个什么故事没有，我就随便拍，就是新我的东西我就拍了。在拍了很多的素材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共性嘛，就会发现一些规律。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不知不觉地就拍了很多孩子。为什么拍了很多？我不是因为我要拍孩子，是因为在马路上有很多孩子，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都在外面玩。不像现在都看不到了，都在学校或者在家，而且他们玩是基本上是演戏。孩子在外面就有就演故事嘛，就是那个状态，欧洲的像四十五十年代，你们看那些老的黑白电影， 也是那些小孩在外面演戏的那个感觉，像自行车的人或者四百下呀什么的。
那些好像跑了，就那种放开的，就是离开家，谁也不管你的，你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剪了一个片子，但是都完全是之后的事。都完全是之后的事。后来以为我对艺术什么音乐，我什么都感兴趣，为什么开始拍摄像？就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结合我所有的兴趣，又有摄影，又有文学，又有音乐。
当时开始去做创作，就是资料。99年，我辞职了。对，那时怎么决定辞职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到90年代末期，我也可以做事实行，我也可以做一些活什么的，这是在八九十年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媒体里面，也不是什么的，作为一种自由的职业者的身份，除了自己想干的，还有一些可以挣点钱的。
当然我已经是经济技术比较好，也要买房子有车什么，所以我也不是那么担心收入的问题。那接下您当时辞职的时候，心里有一个计划吗？是要做一个计划。计划就是拍东西，我想跟朋友一起合作，什么想法很多。那时候也接了一些活，我先跟林莹合作几部电影，几部电影像《吴穹洞》，还有《小人王艾洋》。
然后得说艺术，从东方到西方给你的感觉是，这男的特想了解你，他不想跟你上床，特别特别间接迂回。这段洪放的台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它出自电影《吴穹洞》。吴穹洞在拍摄过程中，有几位女性演员和导演大量的即兴发挥。老安就在这部电影中担任摄影。八卦一下那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媒体问的洪荒的台词，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都没用上，是吗？
你能想象这几个人这么一聊天，都疯狂的不得了。我们就在张韩志家里，就蒙了一个月，这几个女生整天发疯，一边发疯一边拍。那多少还是个剧情片吗？是吧？所以我多多少少给了一个，有一个老老公，有一个外遇什么的，但这个就是为了把它连接在一起，做一个能够上线的电影，但实际上目的不是那个。那个故事无所谓的，其实不重要，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有家在他们里面的发挥，就是说个话，讲那个故事什么的。
因为他们都很精彩，讲什么都很精彩。从来没见过电影是这么拍的，对啊，透露之外的那种做事的方式。我比较讨厌，这已经拍电影，已经都很累了。我觉得我不喜欢拍电影，不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你是导演就是奖军，导演就是奖军，就像叼兵，就打仗了，就打仗了，想好了以后就要实现，就挺发挥的。我喜欢就边做边发现，就像那个电影，包括《五群动》，也是那些故事，都是自发的。
所以我觉得你边拍一边笑，有的时候真的特别难刻，就是这边那个大笑，那个叫床帮，太好玩了，这种真是比较有意思。后来我跟彭雷拍了几个电影，都是那种很随意的，就没太多的剧本，就没什么压力。然后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在这生活四十多年，外国人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新大陆，对我来讲，我的好奇心一直维持，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变化特别快，所以老有新鲜的东西。
因为我每次回去看我妈回意大利，我觉得那边还是那样。我周围的建筑也好，人也好，除了外国人多了，刚离开一个月，回北京都变了一大户。这么巨烈，这么巨烈。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些，我摄影文学什么，都在这不是最好的地方。而且它是唯一的，还没有，在世界上，没有童话的一片地，因为别的地方，多少时候它都是童话的，哪怕日本，哪怕韩国，哪怕那个印度，中国是唯一的，比较另类的。
所以我觉得最有意思，在这个全球化世界，看一个另类的，能有怎么样的那个绝招。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挺多，现在说明长了，挺多有100年的那个，利用时间。所以有一些大事，可能是跟我没多大关系。如果你考虑在一个历史的视角，百年千年，可能这不是个坏事。如果考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耽误了，因为这些事，那可能不是个好事。
所以就包括很多，就包括很多经历了60、70、80年代，这些生活确实耽误了，就是挺之高，很多的事情都干不了。然后你一到回复了，你已经都老了。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些变化，就是世界可能又开始在收缩，大家开始变得保守，然后开始变得有些对立。其实你要说这种感觉，多多少少都一直有一点，像有一次一个出入金管理处的一个警察说的，提醒了我，说中国不是移民国家。
所以这一点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也不是。虽然现在跟世界的那个来往更多，中国人出去的很多，很多，进来的人也很多，但是还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总是被区别看待的这种感受。你一开始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的确初来乍到外国人，但是你在这生活了四十多年之后，这样会有。但是我在我的最好的朋友圈子里，就已经没这个感觉了，人家也不把我自己当一个外人。
其实现在在意大利也是这样的，像我小的时候没外国人，包括我学中国的时候，维尼斯见不到中国人，一个都见不着，现在满街都是，温州人是吗？什么人，当然意大利的朋友90多是温州，但温州人挺多的。你想我现在米兰的房子，楼下洗衣店是中国人，有四个中国房馆，酒吧全是中国人，还有做美甲的，反正全是中国人。你想我小时候男友的不管是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本地人，这是唯一的最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我现在觉得挺老外的，我感觉是挺老外的，有点个个不如，还是回中国，是。我就说，你生活那么多年，而且是最关键的那些年，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来的，所以展现，就会展现。也是在《青湖小词典》里，我记得有一个挺让我喜欢的小故事，就是说到给你女儿写那个民族的时候，写汉的时候，我女儿是入户口的时候，在沈亚入户口，人家毫不犹豫的就写的汉族。
我一想那个，她爸爸就是我，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像我妈是意大利北部的，我爸爸是意大利南方的，但是她的姓氏在意大利也没有，就她一个，就她一家，但是在西班牙特别多。所以我应该说我的血统是意大利北方、意大利南方和西班牙混合的。我妻子妈妈是满族人，爸爸虽然写的是汉族，但是姓金的，而且长得都像韩国人，一个朝鲜族，一个满族，一个西班牙族，一个意大利族，加起来，汉族。
我就说，好了，这个汉族，这个汉族会越来越多，这比较好玩。然后她身份证上写的姓就是你的，对，用一个意英的方式。所以倒是六个字，名字两个字，姓四个字，总共就是意英，看得像新加人那种名什么的。又写的汉族，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姓氏，感谢你给中国的汉族增加了一个姓，增加了一个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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